三年大饥饿，中原饿S人不计其数。据说，人活活地饿死在屋里十多天，竟无人知晓，无人掩埋。活下来的人，为了生存，四处逃荒。我爷爷（名叫杨春仁，时年53岁）听说东北三省盛产大豆和苞米，东北人不但能吃饱，而且吃的食品令人眼馋，竟然把苞米饽饽（东北的一种食品，用玉米面做成）放在大豆油里炸后食用，并不像河南，连红薯干，槐树叶都已经吃不到嘴里了。其实，东北的好景也只不过一年，61年，饥饿如同无声的瘟疫，席卷了整个东北！不过，朴实的祖父并不完全清楚东北的实际情况。
1964年，祖父和奶奶领着我叔叔（我父亲弟兄三人，自己排行老二，我叔叔名叫杨俊峰，时年19岁），提前去了关外谋生。
建国初，国家急需人才。我爷爷是远近闻名的铁匠，有一手打铁的好手艺，来到东北后，被吉林省郑家屯县（现在的双辽市）玻璃山火车站招为铁路工人，在铁路部门当锻工，打造道钉；叔叔是高小毕业，铁路部门特招在扳道房工作，反正都成了“吃红本”（正式工）的铁路工人。祖父深感欣慰，给河南老家写信：来东北，能吃饱。
我父母接到信后，感觉有了出路，非常高兴。当即决定，去东北，说不定会时来运转呢。
父亲把家中唯一值钱的一间土墙草房送给了我大伯（名叫杨华峰）家居住，还有一张我父母结婚时的桐木双人床，也送给了我大伯。母亲准备十三斤红薯干和六个馒头，在路上随时充饥，作为干粮。母亲喜爱打扮，也想得周到，把自己一件最喜爱的绣花上衣叠得板板正正，那件衣服是两年前母亲出嫁时，娘家陪送的，母亲平时不舍得穿，非常珍贵！父亲虽然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母亲是个利索人，也叠得板板正正，一并包裹起来。
这时，我大娘走进屋里，拿来一件已经褪了色的蓝色上衣，递给父亲说：“这是你大哥的。嫂也没啥送你！这件上衣你大哥不舍得穿，你就带着吧。现在天热用不上，到了东北，听人说那里天很冷，说不定能用得上啊。”大娘转身指了指放在一边的大提包，叮嘱我母亲“娈，我把孩子的尿布都放在包里了。”那提包挺大，装得鼓鼓的，上边写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字样和一轮红日的图案，清晰可见。
当年土地改革，解放军工作组开进我们村，把地主的四间草房分给了我祖父。我们就和伯父一家住在这个院里。平时，母亲和大娘相处得基本不错，只是我母亲脾气不好，动不动就有情绪。大娘出生在在宝丰县石桥，离我们这里足有四十公里。当年爷爷非常困难，我三奶奶（我爷爷弟兄五人，爷爷排行老二，我五爷从小就因家庭贫困，送给了方城县独树乡**村）的娘家就在宝丰县石桥，经三奶奶介绍，双方父母同意，才把伯母嫁给伯父。据二姑回忆，伯母嫁进杨家的那一天，迈下轿子，大娘个头不高，伯父不满意。不过，这已经成为历史，往事如烟。伯母虽然其貌不扬，可心地实诚，妯娌之间总是让着我母亲。
大娘直盯盯地看着母亲，似乎有千言万语，一时感到哽咽无头说起。
将近中午，二姑不放心（我有两个姑姑，大姑在邻村；二姑在同村），也从庄西跑到庄东，父亲干脆把剩余的家什都送给了二姑家。
1966年初秋的一天早晨，大伯和二姑帮忙背着包裹，送我们到县城汽车站。大伯在车站门口的红旗商店里花了三毛四分钱，买了两包金帜牌香烟，又打开手巾拿出他仅有的16元钱，一块送给父亲。父亲本就不抽烟，执意不要。大伯有些生气，说道：“接着，我能不知道你有钱没钱？！”父亲转脸看了看二姑，接过二姑手上沉沉的包裹，注视着大伯，只接了16元钱，攥在手里，低头不语。
大伯不放心，语重心长地对父亲说：“到了东北，尽快在铁路上参加工作，也好有一碗饭吃。你年轻，遇事要慎重。千万不要再错过机会呀，（父亲在部队复员后，组织上曾经三次安排工作，均因时代背景及自己不踏实而泡汤）如果有啥难处，写信给我，别叫哥着急！”
“哥，我知道了。有好消息，我就写信给你，”本不抽烟的父亲，从大伯手里拿过来一包烟，对大伯说道“我这一走，天南海北，是吉是凶，难说清啊。大哥，我不知啥时才能见你。”父亲放下肩膀上的包裹，撕破烟包，取出一支烟，眼眶涌出了泪水，又说“大哥，你在家喜欢赌博，层也成大闺女了，不要再去赌了，不要再让俺嫂子生气。嫂子带着三个孩子，也不容易。”父亲显然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二姑眼睛红红的，一味地拧着鼻子唠叨：“你可别忘了家里，别忘了问咱娘咱爹，身体啥样……记住给家里写信呀。”
大伯狠狠地抽了两口烟，自信地说：“你放心去吧，我明白，我不会去揰（方言，浪费钱）。到吉林，是好是坏，写信回来。”
时间到了，登梯已经架到客车上，我们一家蹒跚地攀上兜子汽车，恋恋地望着亲人们。
当时的长途客车是用普通货运汽车改装的，顶棚张一层帆布。今天到郑州的票价不低于25元。在当时，从家乡到郑州每人只需一块二。
大伯和二姑望着远去的车影，二姑明显哭了，大声喊道：“记住写信啊！”
“记住了，姐姐。大哥，你们回去吧。”
汽车出了大门，向东驶去，车站离我们越来越远。大伯和二姑跑到站门口，在那里凝望着远去的亲人，久久不肯离去。
我的家乡在伏牛山东麓的一个小县。六十年代中叶，途径家乡的焦枝线铁路尚未施工。我们一家人先乘汽车来到郑州。郑州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京广铁路和陇海铁路在这里交汇，南来的北往的，车站川流不息。宽敞的候车室里，各式各样的人都能遇见。
父亲背对售票口，远远地凝视着我母亲那漂亮的身姿，凝视着母亲怀抱里的我，此时的父亲，感到心酸，也感到茫然，更多的是孤独。“要远离生我养我的家乡了，也不知道前面的路是否顺利平坦，也不知道此一去是否会给一家人带来幸福，还是会带来更大的磨难”。父亲的眼眶涌出泪水，随即，用他那粗旷的手拭去滚下的泪珠，转过脸去，痛下决心：“决不能让妻子和儿子再遭受折磨了，决不能让妻子再遭受歧视了。”把钱递进了售票口…….
六十年代，郑州站发车可以直接到四平站。父亲买了两张火车票，于当天下午四点半，踏上了驶往未知世界的迷茫客车。
郑州到四平，遥遥四千五百里。一路上，火车喘着粗气，冒着黑烟，无奈地奔驰着。
天慢慢地黑下来，列车轰鸣着驶入夜幕，车厢里的灯都亮了起来。由于长途跋涉，旅客们很困倦，渐渐地都睡着了。几个老汉蹲在车厢两头抽烟，车厢内异常安静，只有那列车“哐咚、哐咚”的接轨声。不时走廊过来几个公安人员和戴着红袖章的造F分子，提醒着旅客：“大家醒醒，不要睡觉，注意站点。”
我在父亲的怀里睡得很香，父亲不时地看看我那红红的小脸蛋。母亲没有远离过家乡，跑了一天，颇感疲倦，依偎在父亲的肩膀上也进入了梦乡。他梦见了那美好的前景，美好的人生……
我们在列车上足足坐了三天半，才到四平市。
四平，也是北方一座美丽的城市。
“离玻璃山已经不远了。”父亲对母亲说。
母亲欣慰地抱着我，在站台上晃来晃去，哄我等车。那时，我将近一岁，已经知道向人要东西吃了。看见一位旅客津津有味地在吃冰棍，伸手就去抓。那位旅客三四十岁，高大魁梧，方脸大耳，双目有神，正在聚精会神地仰望列车时刻表，没等那人反应过来，我已经把他的冰棍放到了我的嘴里。那人指着我大笑：“呦，这个我吃过了。来来来，大爷（东北人管大伯叫大爷）再给你买个。”随即从口袋里掏出钱来。父亲在一旁赶紧走过来，向人家道歉：“不好意思，对不起。”我可全然不顾，只管品尝那凉甜凉甜的冰棍。那人笑道：“没事，没事，关里（东北人习惯上对南方人的称谓）来的吧？老家什么地方的？”那人非常健谈，和父亲聊起来。原来那人也是关里的，山东曲阜人。如果那人现在活着的话，恐怕今年得有八十岁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我们一家人终于抵达目的地—–玻璃山。
玻璃山，真的别有一番风景。当时正值初秋，下来火车，感觉凉爽爽的，仰望蓝天，一群一群的燕子有序地排成V字形飞翔，蓝蓝的天空上飘浮着几朵白云，静静的白云，一动不动。是的，农历七月了。
眺望西方，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种着向日葵的大块农田，无边无沿。已经接近收获季节，向日葵个个躬着身躯，低着头，盆子般大的向日葵盘几乎沉得要坠下来。向西南看200米以内，荒草湖泊，一片一片的芦苇荡郁郁葱葱，幽深不见一个人影，真像电影《沙家浜》里的情景；向西北望去，坑坑洼洼，起伏不平的黑土地上像是均匀地洒了一层薄薄的白石灰一样，其间点缀着一簇簇不知名的野草。在那旷野中，零零散散地还有几棵柳树躬着腰，驼着背，似乎在沉思什么。
后来才知道，那薄薄的白色粉末是咸盐地。雨过天干之后，就会生出来，人们把它轻轻地刮起来收拾回家，经过简单熬制，就可以当作咸盐来饲养家畜了。
父亲背着包裹领着我们，茫然地出了站台。站台的东面就是玻璃山村。这个村呈南向北，长约两公里还要多。村里都是整齐的土墙平房，每家每户的平房上面都竖着一束烟囱。家家都有一处大院子，院墙外壁都很特别，用白石灰画了无数个圈子；院墙上面是用草绳结成的大圈子，一个连着一个，好像准备套什么似的。据说，东北狼多，在晚上时常进村袭击家畜，这些都是用来吓唬狼的。
遥望村东头，有一座呈南向北的小山，山上森林茂密，连着天边。后来才知道，玻璃山紧邻沙漠地带，时常遭受风沙的侵袭。先前看见的那个山，也不是石头山，而是由沙子堆积成的大型沙堆，沙堆上面是由人工种植的防护林。
站台的南端矗立着一座高高的水塔，水塔上不停地滴落着巨大的水珠。再往南看，是一处巨大的铁路货场，方圆足有三个足球场那么大；站台北面是一座用红砖修成的两层建筑，那里是铁路工区。工区的四周长着数十棵参天的白杨树，树下落了一层金黄的树叶。这里显得那么成熟，就象四十岁的大哥，成熟又有魄力。
父母无心观赏这异地风景。转眼下车半个小时了，祖父和叔父怎么还不来接我们？父亲焦虑的眼光在四处打看。母亲念叨着：“信中说得很清楚，住家离火车站只有一里多地。”忽然，母亲惊喜地指着北方的工区方向，说道：“水（我父亲的乳名，大名杨云峰），爹他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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