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河南，童年时代是在东北度过的。

　　1966年盛夏，WENHUA大革命运动如同山洪爆发，吞噬了大江南北。在那红旗招展，激情澎湃的岁月里，老百姓肚子里装满了青菜汤，但是，好像诞生了什么魔法一样，人人精神高涨，斗志昂扬。群众大会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家庭成分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我母亲出生在南山脚下的袁寨村。解放前，外公（姓李，名明树）花掉二十块大洋，置买了二十三亩丘陵薄田。解放后，被划成了地主。文革时期，外公一家成了批斗的对象。（注：我母亲姓李，小名叫娈。兄妹俩人是一母所生，哥哥名叫李方伍。还有两个兄弟海涛和迈通、二个妹妹，是继母所生）

　　1960年灾荒期间，刘SAHO奇暗访河南，66年出访印尼，之后全国ZHENGZHI运动随之掀起，横扫大江南北，举国上下红旗招展。ZHENGZHI运动分化成三大派系，二七派、公安派和河造总（河南省ZAO反派总部，据说，还有一派是保皇派），以至政治势力错综复杂，群众之间明争暗斗。因此，言语和行为尤为重要，稍一不注意，厄运就会降落到自己的头上。好在一点，我父亲是复员军人，从军期间是炮兵。1950年，曾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那个年代，军人相当走红。父亲身高魁梧，两腮胡须，看上去相貌堂堂，气宇不凡，为人处事，倔强耿直，坦直心善，待人宽厚，与乡亲见面，先笑后说话。服役期间，曾经两次回乡探家，身穿军装，腰挎六四手枪，令人敬畏。这也是这场运动没有很快落到我母亲头上的原因。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有文化，写得一笔好字。人也漂亮，个高匀称，脸色清秀，长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两条长长的大辫子一直甩到腰下，人见人夸。但她的性格刚强，脾气暴躁。当时，奶奶和伯父及我们一家都在一个院子里住，母亲曾因一些家庭琐事，与奶奶发生过口角。

　　时任生产队长的造F派成员任留德与我母亲素来言语不合，早就对母亲耿耿于怀，心怀怨恨，正愁找不到茬，怂恿另一造F派成员鲁大个，伙同向县一高“东方红造F队（曾经的红学，即鲁山县第一高中，现为初中）”暗暗汇报，反映我母亲是富农成分，旧思想不改，不孝顺婆婆。东方红造F队指令大队“革委会”，连夜就把我母亲关进大队的一件破屋子里。次日，在群众大会上以富农成分批斗，一些与我父母有过节的群众乘机起哄，进行打击报复。

　　那时，母亲犯了“错误”。我刚刚4个月，每天只有早中晚三次的吃奶时间。我母亲去世得早，据我父亲回忆说，我总是被饿得哭闹不止，还不到规定的吃奶时间，父亲已经抱着我在革委会的门前等候。父亲忙的时候，姐姐抱着我跑着去见妈妈。姐姐（我姐姐是我大伯的大女儿，叫层；二女儿叫苗）那年17岁，心地善良，活泼爱笑。那时伯父家的孩子（我堂哥，叫杨留庆）刚刚三岁，非常调皮，累得我大娘（伯父的妻子）天天叫着胳膊痛。姐姐非常喜欢我，平时出去玩，总是抱着我。气得大娘时不时就骂她一顿，姐姐一看妈妈生气了，抱着我就跑……

　　可怜的母亲，被无辜批斗的那段时间，折磨得面黄肌瘦，长长的大辫子也被剪掉。革委会造F的小青年，每顿只给母亲一块煮红薯，一碗玉米面稀粥。妈妈挨饿，哪有充足的乳汁来喂我？我吃不饱就哇哇大哭，急得母亲哭一场又一场，父亲也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姐姐站在革委会总部的大门口，傻呆呆地望着，不知所措。母亲每一次喂奶哄我，都是这样。

　　父亲回忆说：母亲虽说脾气不好，但性格开朗，喜欢唱歌，因为母亲有文化，又有天生的好嗓音，唱起歌来非常好听。心情愉快时，抱着我又是亲吻，又是唱歌哄我。在无辜批斗的那段时间里，母亲的眼睛红红的，脸色憔悴，神色不安，好像害怕天会塌下来一样，精神就要崩溃了。

　　我父亲毕竟是一位复员军人！父亲以自己的军人身份到处求情，左右周旋，到后来也是对牛弹琴，造F队的头头无动于衷。万般无奈，父亲怀揣自己心爱，从不舍得穿的一双军用黄球鞋，暗里送给了大队支书***。这双鞋是父亲从部队带回来的，六十年代初的中国，贫穷落后，恐怕当时的一双军用黄球鞋可以与现在的一双鳄鱼皮鞋相媲美。一个月后，母亲终于因为在哺乳期间，暂时获释。

　　批斗暂时是停了下来。然而，害怕和饥饿，仍然时时地围绕着我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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