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三十日,是父亲的忌日。预著此文,献给悲惨一生的父亲,愿其在天之灵安息】
1985年农历十月初三傍晚,一轮残阳像是滑进了冷冷的水中。我站在田埂上,忧心忡忡。瞧一眼弟弟那兴奋劲,在路口和孩子们跑着闹着,他们无忧无虑,没有烦恼。勒紧衣服,望着父亲那一亩即将丰收的萝卜,前尘往事展现在眼前,不由得百感交集。
今年天旱,四月十八芒种,一直到大暑,老天才突降一场大雨,整个村子都被泡在了汪洋之中。玉米种不上,父亲改种萝卜。值得庆幸的是,一亩四分地的萝卜喜获丰收。昨天,五爷(五爷从小送人,现住方城县保安镇)帮父亲去收萝卜,两人忙到午后,才拉回了一车。还没来得及卸车,父亲腹痛难忍,都以为他的老胃病又犯了,也没多想,哪知父亲整整疼了一夜,脸色变得苍白,冷汗浸湿了鬓角。我坐在父亲身边,整整地折腾了一夜。次日天一亮,借辆架子车火速把父亲拉进医院。医生一检查,肠梗阻,必须住院手术。
父亲命好苦,母亲早早撒手人寰,那年,我十一,弟弟才四岁。这九年间,父亲拖着孱弱多病的身体,又当爹又当妈,不知他吃了多少苦。
打我记事起,父亲就有难以治愈的老胃病,疼痛一旦发作,就得用手按压胃口。晚上疼的时候,就把我从梦中叫醒,骑在父亲的胸口上,一直到我睡着。据父亲说,解放初期随军剿匪时,饥一顿饱一顿招来了这可恶的病魔。人过中年,家庭条件又差,病情越来越重。一家之主干不了重活,全家怎么吃饭?按照国家政策,可以得到相应的救济。县委到武装部,武装部到民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民政所才勉强答应,一个月补助6元钱。
或许,血缘在冥冥之中能让亲人沟通。几天前,在学校做了个奇怪的梦:连日大雪,家中草房不堪负重,房梁突然折断。醒来后,心情很是郁闷。亚娟的母亲听说后,笑着说:“做梦都是胡扯。你要真是心里不舒服,就回去看看。”于是,11月11号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从开封赶回老家。本打算12号就返回学校,不耽误12日孙中山诞辰举办的学生辩论会,可奶奶一再劝阻,没有及时返校,哪知道昨天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幸亏我回来的及时。难道梦中的房梁真的会应验吗?
满脑子胡思乱想,也记不清那两个劳力一共拉出去多少车。反正钱是为人服务的,存下再多的钱,没了命,还有什么用?没了命,谁来撑起这个家?一切都是为了父亲的身体,让他们拉吧,都拉去,起码也能换个一二百元。有了这一二百元,父亲就能在医院维持七八天,我的压力也就小些。
天,渐渐地黑下来,孩子们纷纷地回家了,弟弟缩着脖子,来到我跟前催我说:“哥,还不回家?”碰巧儿,今儿星期,弟弟也随我在医院看望了父亲。不过,在他稚嫰的脑海里,早已忘记了父亲在医院里那痛苦的情景。我看了看弟弟,心里酸楚楚的,很不是滋味儿,如果爹爹好好的,晚饭早已经做好,这会儿弟弟正吃饭呢。
“别急,他们还没给钱。你饥了吧,先回奶奶那儿去。”
“不,我等你。”弟弟倔强地望着我。
一直等那两个劳力把萝卜拉完,递给我184元钱,我和弟弟一前一后往村西的牛院走去。
牛院是前生产队喂牛的场子。体制改革后,一直闲着。1977年春,我们一家从东北搬回来后,原有三间半房子,全家老小九口人,根本不够住,爷爷和奶奶把那半间房子腾出来,搬到张合庆家借住。四个月后,母亲去世,留下父亲我们三口。中年丧妻,还带着两个孩子,奶奶连心父亲,又搬来回来一起住,以便照顾。一晃五年过去了,我长成了大小伙子,一间房子两张床住三口,明显紧张。1983年,爷爷和奶奶又搬进了牛院。
空旷的大院,一片漆黑,只有西边那一间草棚里透出微弱的煤油灯光。推开门,奶奶一脸的焦虑,手扶着墙壁从炉台上下来,问:“你爹咋样?”
“先打吊针。今晚手术。”
“天哪,你爹患的啥病?”
“肠子上的病。”我没心思细说,搪塞一句。
奶奶哭起来,不住地用那旧手帕沾着眼睛:“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谁管这俩孩子哩?红军今年才十二岁。”
爷爷喝一口闷酒,绷着嘴:“不哭吧,人吃五谷杂粮,谁还没个病?”
奶奶抽泣一会儿,沾了沾眼泪,拉着弟弟的胳膊:“娃儿,过来,吃饭哩。”
奶奶做的汤面条,筋道又有味,虽然这半年都没有尝过,可这会儿,我没有感到丝毫美味。胡乱吃了一碗,撂下碗,嘱咐弟弟:“我去医院。今晚你还住在二姑家。”
“我和你去!”弟弟端着碗,瞪着大眼睛望着我。
“伟,你明儿去吧。明天我也去瞅瞅你爹。”奶奶放心不下。
两个人让我烦躁不安,瞪着眼睛呵斥弟弟:“好好在家—”转身又对奶奶说:“十来里,你怎么去?你去又有啥用?”
我转身迈出门,火急火燎地赶往县城医院。
推开124病房门,父亲扭脸看我一眼,有气无力地埋怨起来:“你去哪里了?一整天,哎—。”
我环顾四周,整个病房没一个亲人,就问父亲:“我大姑,她走了?”
“等不着你,就走了。哎,她也一家子哩。”
早晨七点进医院,九点多就入院了。医生说肠梗阻发病急,肠道上下不通,病人剧痛不止,今晚立即手术,不能耽搁,因此,钱就是当前的最大难题。我是长子,弟弟太小,天塌我得顶着。中午时分,二姑慌忙赶到医院。挤出时间,我慌忙回家筹钱。为了不影响父亲的情绪,卖萝卜一事,我没有说。
一看父亲有些生气,我慌忙解释:“我二姑回家对我说,我大姑来这儿了。我想医院里有人。要不我早来了。”
父亲没再多说,注视着我,问:“红军哩,今晚吃饭没有?”
“红军在我奶奶家吃的面条,晚上还住我二姑家。放心吧,爹,都安排妥当了。”
“恐怕这三两天你去不成学校了。明儿你去邮局,给学校拍个电报吧。”父亲心绪不宁。
“没事,爹,你只管安心养病。开封有一个同学,她家里有电话,明天我去邮局,给她打电话,让她在学校帮我请个假。”
“我的病也不知道会不会好。我要是没有了,以后不要再逗红军,你就那一个亲弟弟。”父亲说着,潸然泪下。怎么会不哭呢?母亲走那年,弟弟不满五岁,父亲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我深深地体会到这句话的分量。
“爹,你放心吧。”给父亲掖了掖被子,低声问:“爹,你想吃点啥?我去买。”
“我不饥,啥也不想吃,给我倒杯水。”
“光喝水,不行啊,不吃一点饭,啥时候会好?”
“晌午你二姑端的面条。今晚手术,医生不让吃饭。”
说话间,二姑又赶回医院。进屋就问:“那两个买萝卜的人是哪儿哩?”
我一看这架势,也背不住了,直接对父亲说:“爹,今晚手术,咱的钱不足。今天我把地里的萝卜全都卖了。”
“都卖了?”父亲棕红的脸膛掠过一丝愁云,也没问卖多少钱。
我顿了一下,轻声地劝父亲说:“爹,钱都存下,没了健康,有什么用?等你病好出院了,什么都有了。”父亲依然没有作声。
晚上九点多,父亲被推进手术室,一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才下手术台。父亲躺在推车上,眼望着平房顶,好像没有手术一样,只是脸色很不好,本来黑红的脸庞变得发黄。
护士忙着量血压,测体温。不一会儿,主治医生进屋嘱咐道:“千万记住,一点水都不能喝,可以少喝点高营养高热量的,刀口愈合快。比如骨头汤、鱼汤。哦,对了,只要一放屁,肠道就通了。”
“爹,我去炖碗鱼汤吧?”
“咋不敢喝水呢?我渴得很,嘴里干苦。去买碗元宵,我想喝点甜汤。”可能是麻醉药的副作用。
“元宵?元宵不好消化。甜汤不敢喝,医生交代过。”昨天到今天,父亲不断要水喝。可是,医生一再嘱咐,不能喝水。父亲渴的厉害,没办法就往他嘴里滴一滴水。
“那做碗骨头汤吧。鱼汤太腥了。”只要父亲想吃,我就有精神,飞快跑向抹角楼下,给父亲端一碗骨头汤。
四个人的病房,只有门后能铺下一张凉席,身下垫着父亲的棉大衣,躺下我就睡着了。这一天,我实在太累了。朦朦胧胧看见父亲手握冲锋枪,英姿飒爽,从天安门前走过……
几天过去了,敷料换了四五次,父亲并没有好转的迹象。第七天一大早,我还没起来,医生一行好几个人涌进病房,掀开父亲的被子,立刻散发出一种刺鼻的腥臭味,护士提提口罩,揭开敷料,好吓人啊,十几公分的竖状刀口,严重感染,肿胀发红,全凭那条手术线系在一起,似乎要越扯越宽。刀口下角,渗出了黄绿色的液体。一群人紧皱眉头,我的脑子发懵发胀,急迫地问医生:“这都五天了,怎么还没长住呢?”
医生看我一眼,长长地“嗯—”一声,走了出去。
“这口子也长不住了。”父亲更是愁眉不展,一脸的茫然。
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父亲才合适,呆呆地站在窗下。病房里的人喃喃私语,我没心思听他们在咕唧什么。过了半个小时,一个年轻的护士进屋问:“谁是杨云峰的家属?”
“我—。”
“来一下。”女护士把我带进办公室。
办公桌后那位男医生,四十来岁,高高的个子,长长的驴脸,厚厚上翘的嘴巴,正与几个实习生说话,瞅见我进来,摆弄着手中的笔,故作一副神色凝重的样子,问:“杨云峰是你什么人?”这个人就是给父亲做手术的主刀医师。
“我父亲。”我厌烦这些废话,直接问道“那刀口怎么还长不住呢?”
“刀口不会愈合,有两种可能,肠穿孔,或是胃穿孔。穿孔后,排泄物流进腹腔,之后,又从刀口排出。”这头蠢驴模棱两可的话,让我半信半疑。
“上次手术的时候为什么不全面检查一遍,把穿孔缝住?”我想,如果开腹只是根据检查目标而做,那就是一个标准的庸医!庸医怎么能救死扶伤呢?
“哎呀—”那个庸医明显有些不耐烦,推一下桌子上的处方笺,撂下笔,辩解说“当时,并没有穿孔现象。病人体质非常虚弱,肠胃都非常薄,所以才会出现穿孔。必须再次手术。”
“还要开刀??”我惊得瞪大了眼睛。
“嗯。排泄物从刀口渗出,造成感染,刀口始终不会愈合。”
“再开刀???”我的脑袋突然爆炸了,六神无主,“行,只要能治好。”只得由着你们了,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交钱去吧。之后办签字手续。”
“再手术需要多少钱?”我忐忑不安地问。
“先缴200元。缴完钱来签字。”我明白这句话的分量,不容置疑,势在必行。
虽然,我未出校门不足二十岁,但我内心十分清楚,上次手术无论是技术上的失误,还是不可避免的并发症,我都无法得知,那也是无可奈何。当务之急,还是凑钱的问题。上次手术费325元,到今天一共花去700多元。现在只缴200元,肯定不行。我傻呆呆地转身回屋,坐立不安,几次走到父亲的病床前,又折身返回。可是,这关系着父亲的命运,我偏坐在父亲的床上,向父亲婉转地说明了刀口的状况,问父亲:“咱家,有钱没有?”
父亲轻轻地摇摇头。
为了让父亲早日健康,破上了。慌忙回家,打开父亲的房门,望着父亲那具鸳鸯图案的深红色老式箱子,阴森森的,活像一口棺材。索性,找来一把铁锤,砸开箱子,翻到箱底,扒出来板板整整的150元现金。
父亲否认有钱,也许是为我和弟弟着想。虽然我在学校省吃俭用,可哪个月没有几十元也不行,这些重重的负担都压在父亲肩上。只要今晚能够顺利手术,一切全好!等父亲的病情慢慢转轻,应该不会再花更多的钱。
午后,亮灿灿的太阳躲进了银灰色的薄云之中,啬吝起她那份温暖。起风了,一阵儿扫地风吹来,冷飕飕的。我振作起来,趵趵(bō)地向县城走去。
村东路口,迎面走来一个女孩子,那熟悉而又轻盈的身影让我惊奇万分,是她!我放快脚步迎了过去,一时忘记了所有的忧愁,一股莫名的暖流涌上心头,脱口而出:“哦哟,你怎么来了?”
“不能啊?”一双不算大的眼睛,闪着泼辣机警的光芒,歪着头,摆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摸样。女孩子的娇嗔和率真给人以更加可爱的感觉。
她叫亚娟,好像比我大一岁,既是我的同学,又是我的朋友。在全校,她虽说不上是校花,但也是《庐山恋》中张瑜的脸型。她爸爸是领导,母亲是火柴厂的工人,家庭条件相当优裕。我自愧不如,起初我有意躲着她。女孩子成熟早,她似乎洞彻我自卑的心理,生活上资助我,学习上帮助我。我是来自外乡的住校生,她家就在市区,她知道我爱吃红烧肉,只要家里改善生活,就偷着带给我。她的善良和单纯,触动了我那颗青春的心。
面前的她,上穿浅白色风衣,内套高领浅红色毛衣,一条微型的喇叭裤更显得她亭亭玉立。肩挎时尚的大包,里面鼓囊囊的,像是装满了什么宝贝似地。
我望着她,如同分别多年,忙说:“能,能。”
“我说嘛,你肯定欢迎!”亚娟一言一行落落大方。或许这就是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内向与外向的不同。
“小娟,你怎么找到这儿了啊?”我说着,接过她肩上的大包,挎在自己肩上。
“这儿是你的唯一吗?你在这儿我就不能在这儿啊?”她“扑哧”笑了声,深情地看着我。
“你爸爸知道了怎么办?别耽误了功课啊。”她爸爸是一位很传统的人,我为她担心。
“那又有什么?!我说过,我和我妈就一个样,认定了的就去做!”她微微泛红的脸颊,好像隐藏一大堆不愿意倾诉的秘密。她摆弄一下风衣领子,兰花在胸口上颤动着,我似乎感到了她的心跳声。她黑黑的卧蚕眉颤动一下,注视着我,问:“伯父的病好些了吗?”
我无奈地摇摇头。
“你一走十来天,心想伯父的病就不轻。可是,咱那事怎么办?现在我妈全知道了。”
接二连三的事情弄得我焦头烂额,女友远道而来,不知道先去医院还是先安顿这位特殊的远方客人,使我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我父亲很严重,今晚还得手术。那事儿,暂时只有放一放。如果,如果让父亲知道了,会影响他的情绪。你要理解我呀。”
“嗯,嗯,我理解,等伯父的病好转了,再说。”
我知道一时半会她也不会完全理解,焦急地对她说:“今晚我爸做二次手术,没时间了。今天你也别去家里了,直接和我返回城里吧。”其实,虚伪心让我害怕小娟光顾我那穷困的家。
在火车站口的兴华旅馆,把她安顿下来后,我直奔医院而去。
医生递给我一张《手术通知单》,嘱咐我看清楚再填写。我仔细地看了看上边的条文,和上次那张单子没两样,只是又添加了两条免责条文,“以上现象院方概不负责”。哪怕有一线希望,也不能让爹爹死,我签字!
傍晚,天阴了下来,灰蒙蒙的,要下雪了。十月的夜幕落得早,胡乱塞饱肚子,等待父亲第二次手术。
九点整,父亲又被两个护士推进手术室。我在门外徘徊,大姑提心吊胆地守在手术室门口,二姑忙着收拾病床。一个小时后,手术室门拉开一个缝,一个护士伸出头,叫:“杨云峰的家属?病人需要输血。”
“输血?”我凑近房门,心里怦怦直跳,一时愣在那儿。
“卖血的都住在大门口路南,你去那儿叫。”护士掩上门,随即又拉开门,大声说“哎哎,我给你说,找A型的啊。”
漆黑的医院一片死寂,只有风吹枝条的沙沙声。我一边往医院大门口跑,一边胡思乱想,总觉得有一个幽灵在身后尾随着我。
夜黑天冷,大门口一个人影都没有,这找谁啊?口袋里只剩下二十几元,即便是找到卖血的,钱肯定不够。不敢迟疑,急匆匆地拐进东边的医院家属院,“咚咚”叩开表哥的家门。表嫂子叫李俊,是医院的护士,路子熟,没她不成。
窗内传来表嫂子嘟囔声:“卖血的都是医生约定的,怎么让家属自个去找?真是的。”
“小孩家,黑更半夜的,他哪知道卖血的住在哪儿?”表哥的说话声挺大,不知道在忙什么。
“好好,你先去病房,一会儿我把卖血的领去。”表嫂子朝窗外喊。
不知道输了多少血,一共62元,先给人家20元,余下的表嫂子担保,暂时欠着。
夜深了,病房里的灯陆续息灭,时而传来几句单调的对话声,只有走廊里那乳白色的吸顶灯依然凄凉地坚守着岗位。外面白晶晶的,老天悄无声息地飘下了稀稀落落的一层雪粒,门口到走廊,走廊到病房,不知道渡了多少来回,午后和亚娟相见那份温馨和幸福,早已荡然无存。这次手术怎么这么长时间?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我的心头。
又过去个把小时,两个护士终于把沉睡中的父亲推了出来。我慌忙接过推车,连声喊:“爹—爹—爹—”
父亲脸色惨白,听见我的叫声,微微睁开双眼,“嗯”了一声,又闭上了眼睛。
把父亲抬上床,护士们忙着量血压测体温。表嫂子进屋交待:“药费不多了,恐怕只够明儿一天。”没人比我更清楚,手术费也是勉强凑齐的,现在还欠卖血的40元。
一夜没有合眼。次日清晨,困得抬不起头,坐在地上靠着墙就睡着了。朦胧中,父亲身穿中山服,和亚娟的母亲,还有亚娟,一块来到我的身边。父亲只是微笑不说话,亚娟的母亲果断地递给我一张表单……我突然感觉喉咙里憋得要命,喘不过气来,倏(shū)地站起身,指着嘴“哼”。大姑掰着我的嘴一看,喉咙竟然长出一个大疱,堵严了喉咙,手指插进去一抠,疱破了,顿时轻松了,吐了几口血水,问大姑:“这是咋了?”
大姑眼睛红红的,劝慰我:“孩子,别着急,天无绝人之路。”
邻床那人插腔:“这是腔舌疱。焦急上火,突然鼓出来堵住喉咙眼。要是在半夜,身边没人,还会要命哩。把心放宽就行吧,你爹没事。”
大姑二姑和邻床那几个人都议论起来。
奇怪的梦境,父亲的微笑、亚娟母亲的举动、亚娟、一张表单,这会是什么意思?
窗外射进一束柔弱的阳光,天放晴了。我透过窗户,仰望那湛蓝的天空,心想,父亲像太阳一样长久该多好,昨晚还在飘雪花,今天就放晴了。
“嘶嘘—咋这么疼哩?”父亲挪动着手臂,我掀开被子一瞅,手腕鼓出来一个大包,跑针了。叫来护士拔掉针,赶忙把热毛巾敷在父亲的胳膊上。
“这瓶是营养药,不输不行哦!”护士一边说,一边重新扎针,连续扎了三次,都没成功。眼看父亲那痛苦的表情,我非常恼火,索性把那个护士轰走了。
换了一个护士又一个,药棉把父亲的双手檫了个遍,也没有找准合适的部位。后来,主治医生来了,给父亲注射一只小针,两个护士按着父亲的腿,用手术刀在脚跟上割开一道像小孩嘴那么大的口子,把针头直接插了进去,只见父亲咬着牙,表情极度痛苦。我站在一边,心如刀绞,好可怜啊,我的父亲。这么遭罪,您还不如早早的走了。
中午时分,父亲的情绪逐渐稳定了下来,我谨慎而又婉转地对父亲说:“咱家再没有值钱的东西了。”
父亲半天才转过来头,蜡球一样的眼睛,呆滞地瞅着我,说:“去找你常伯,先用500块。”常伯,全名叫常聚发,家住鲁山西关西常庄,是父亲的战友。部队复员后,被分配到新井煤矿工作,现在又开个服装店,家境比较宽裕。多年来,常伯和父亲保持着亲密无间的关系。可是,我仍有些担心,这不是十元二十元,一下子借500元,能行吗?
“那么多,人家会给吗?”我有些顾虑。
“前几天,你常伯来医院,说了,早晚需要钱就去拿,他给。”父亲闭上沉甸甸的眼皮,嘱咐我“你去吧,国营旅社,楼下那儿,北面查,第二个门就是他的服装店。记住,见他叫常伯。见了他家里的,叫伯母。”
“嗯,我知道。”
左思右想,我先到旅店,果断地劝导亚娟先回开封,以免父母惦念和耽误功课。亚娟没有辩解,低着头瞅着自己的脚尖,不时地抹一下酸楚的鼻子,问:“伯父的手术成功吗?!”
“未知数!”我心里感到一阵惆怅,又说“如果父亲一直不能好转,我只有辍学了。”
“辍学不念?”她吃惊地望着我。
“你知道,小娟,我妈死得早,爸爸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现在,他病倒了,身边不能没人照顾。我弟弟刚满十二岁,我打算做工赚钱为我爸看病!”我几乎要哭了。
“我们还能相见吗?”她急的抽泣起来。
“亚娟,昨天你没有去我家也好,如果你去了,你会觉得寒心的,可以说是徒空四壁,一无所有!假如,有一天你爸爸知道了……”我无法再继续说下去。
“红伟,我们家从来不以贫富来衡量一个人。我爸爸常说‘穷无生根,富不长苗,男人贵在精气神!’你要振作起来!”她显得激动起来。
我仰天长叹。
亚娟檫了檫泪水,打开挎包,掏出一沓钱数了数,拉过我的手说:“就剩一百多块了,留下一百元给伯父治病吧。”
我执意不接,亚娟把钱塞到我的手里,捋了捋头发,说:“到现在你还把我当外人!?”
她那凄楚而又迷离的眼神,真挚而又善良的举动,让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她呜呜地哭起来,哭得很伤心……
自送别,
心难舍,
一点相思几时绝?
人去也。
小娟回家了,我内心五味杂陈,摸摸口袋里那一沓子钱,遥望那远去的客车,爱和愁一起涌上心头,亚娟,我何尝不想让你住下来?然而,真爱无法自私。
走着走着,来到国营旅社楼下第二个服装店。
站在门外向里张望,只见一位身材魁梧的人正在忙活。那人五十多岁,梳着大背头,国字型脸庞,两道浓眉下那双大眼睛显得端正而又慈祥,他就是父亲的战友常聚发。
看见我进屋,常伯关切地问:“你爹好点没有?”
前前后后的治疗过程,我叙述了一遍。常伯像大山一样站在门口,“唉呀”,叹了口气,皱起了浓浓的眉头。
“常伯,只有来求你了。”
“孩子,得多少?”
“常伯,行的话,先给我500。”我的乞求带着颤抖。
他沉默了一会儿,神情凝重地走近我,直言不讳地对我说:“我借给你500,还是600,我都没啥。这一家子呀,不是我一个人,还有你母,不知道她是啥意见。再说哩,这一大早,店里也没有那么多钱。这样吧,孩子,这还有300元,你先拿去。”
常伯一番肺腑之言,我感动的流下了泪水。
一天天的挂瓶,一天天的换药,又一星期过去了,父亲的状况越来越糟,刀口从红肿变成了白囊(nāng肿),像块发面饼子,那条紧绷的手术线模糊不清,陷在肿肉之中。刀口下角不断流出绿水,腥臭难闻。医生从刀口插进肚子里一根橡胶管子,管子另一头通进一个罐头瓶,体内排泄物全靠那根管子流进罐头瓶。刀口长时间不愈合,体位就不敢变换,臀部周围受压,严重溃烂,形成疼痛难忍的褥疮。
重大灾难来临之前,人对自身的感觉似乎特别灵敏。或许,父亲预感到了什么,只喝水不吃饭,时而凝视着眼前,时而闭目流泪。我明白,父亲有很多放不下的事情。
近三四天,父亲的脸色由惨白变得蜡黄,只剩下一张肉皮贴在脸上,没有一点点的光泽,颧骨越来越高,眼窝越陷越深。
开腹,切除,缝合,消炎,营养;再开腹,再缝合,再消炎……为何父亲的病就不见好转呢?那个庸医掐着腰,眼珠子游移不定,口口声声无能为力:“缺乏营养,病人的肠胃没了韧性,变得很糟,把穿孔处切除,不但缝合处不会愈合,别的地方还会出现穿孔。”看来,严重缺乏营养,人体器官也会像腐叶朽木那样,经不起折腾。
常伯那300元已经所剩无几,但是,只要能救活父亲,哪怕是砸锅卖铁,扒房子卖地,也不能让父亲断药。
几天以来,一个姓马的医生真切地对我说:“按照现在的情况,再住下去也没有意义。建议你们回家吧……”这话的意思我明白,不该发生的事可能要发生在我的家中。我心乱如麻,不知道如何决定。
二十二天那天清晨,父亲神思恍惚,对大姑说:“这几天一闭上眼睛,就会看到宫殿,金碧辉煌,金光闪闪,真是好看,不知道那儿是哪儿?!”
我安慰父亲:“爹,看来你快好了。”我的嗓子有些憋得慌,但没有哭。我虽然年轻,但我知道,这是父亲出现了幻觉。只有昏迷状态,才会出现幻觉。可见,父亲曾多次短暂昏迷,我们并不知道。那金碧辉煌的宫殿,可能是父亲即将要去的地方。
马医生查房后,言辞恳切地告诉大姑:“你们条件不好,人就这样了,回去抓紧办后事吧。再住下去,也是旷花钱。”
午后,我对父亲说:“爹,咱们回家慢慢养吧。”
父亲眨动一下沉甸甸的眼皮,有气无力地说:“早回家一天,我就早死一天。”闻听这句悲惨的话,我心如刀割。父亲不想死,弟弟还小,我还在读书,他还有很多事没有办完。
第二天,护士扭着腰推开门,吆喝:“杨云峰,你的账上没钱了,去药房续费。”
能借的地方都借遍了,还去哪里弄钱呀?正在这会儿,二哥(大伯的儿子)不声不响迈进屋里,四周看了看,问:“咱爹咋样,今天没输水?”
我没言语。二姑忧心忡忡地对二哥说:“又没钱了。”
二哥是一个赶时髦的小伙子,灰西服,喇叭裤,火箭头皮鞋搽得铮亮。他提一下笔直的裤子,掏出后兜里的酱色皮夹子,对我说:“买铜线还剩15元,先留这儿吧。”
我勉强推辞说:“你现在也正用钱呢。”
二哥跟随伯父以打铁为生。伯父已经年逾花甲,仅靠大锤打铁出力大,效率也低。张店乡机械厂倒闭后,闲置一台气锤,伯父托人以1500元买下,现在正在安装之中。所以,手里也并不是非常宽裕。
“没事,你先用着吧。”二哥说着把十五元钱扔在床上,回家了。
可是,一天的药费就得25元左右,后来,经表嫂子从中说和,医院又开出了一天的药。
农历二十五日,家里做了一副简易担架,表哥们把父亲抬了回去。
父亲躺在他那一间草屋内,不吃不喝,肚子上的刀口越发肿胀溃烂,几乎就要挣脱那根手术线的束缚,肠胃里的粪便从刀口处流出,腥臭难闻。就这样,父亲只能慢慢地等待着死神来迎接。
农历三十,夜幕降临。六点多,父亲微微睁开双眼,用乞求的眼神望着二姑,说:“姐姐,我死后,让红军跟着你过吧。”二姑还没开口,我在一旁向父亲保证:“爹,你放心,我是他哥哥,他肯定跟着我。我吃啥,他也吃啥。”
父亲无奈地转过头去,什么也没说,似乎不放心,但已经没有再多的力气多费口舌。又过一会儿,父亲头也不扭,叫我:“伟,去喊福安(中医),给我号号脉。”
福安姓高,是村里唯一的一名老中医。
号罢脉,父亲并没有询问什么,依然脸朝床内,好像自己完全明白。高医生也没有言语,慢腾腾的站起身走到门外,对我大伯说:“准备后事吧。快的话,前半夜…..”
父亲要求号脉,或许是在警示我们什么。因为我还小,没有经历过事。
听完高医生的话,我进屋安慰父亲几句。此时,父亲已经把死置之度外,依然那样躺着,一声不吭。奶奶在一边暗暗抽泣:“我的儿啊,你咋这么大灾啊。”
父亲听见奶奶的抽泣声,缓缓地扭过头来,深情地注视着自己的母亲,说:“娘,我的屁股(褥疮)不疼了。这会儿,约摸着舒服。”
“娃儿,不疼,就是想好哩。”
“娘,我死后,把我埋到东边那块萝卜地里,一直看着咱家,看着咱的地。”在父亲黯淡的眼神里,显得越发呆滞。
“不怕,娃呀,我的娃呀。”奶奶马上要泣不成声。
“娘,别光恋念我。”父亲眼角涌出两行泪水。
大伯送走高医生回屋,爷爷问大伯:“福安咋说了?”
大伯叹了口气,没有吭声。
奶奶蹒跚着走到门口,姑父对奶奶说:“人死不带灾,他自己也不知道疼了。光哭不是事,准备后事吧。”
大伯递给我一支手电筒,说:“去买两节电池。”
我预感的情形可能将要到来。接过手电筒,大步朝代销店走去。换上两节新电池,刚刚返回十几米,灯泡突然闪了,慌忙回去换灯泡。恰在这时,家中喊声一片,我知道,父亲不行了。
代销点离家150米,来回不超过5分钟。假如电灯泡不闪,直接回家,前后不超过4分钟。如果4分钟之内到家,就能守在父亲的身边,让他安心地离去。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新买的灯泡却坏了。这可能是老年人说的:“不得济。”
飞奔到屋里一看,爹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死不瞑目,或许是在等我,或许在挂念弟弟…..大伯喊着,伸手抚平父亲的眼睛,我“噗通”跪在父亲的床前,恸哭起来。父亲走了,作为长子,我没能守候在他的身边;弟弟太小,被大人们留在二姑家,也没有守在他的身边。
烫一只鸡子,点燃四柱香,摆在桌子上。抱来一捆麦秸,铺了一个地铺,把父亲抬到地铺上。我坐在身边,为父亲守灵。
大表哥任国在北山请来风水先生,按照父亲生前的遗愿,把墓地选在自留地的西头,次日十一点起葬。
东挪西凑,打了一口薄薄的棺材,鸡蛋大的窟窿,几乎能看到里面。虽然如此寒酸,但也能让父亲在里面长眠。
父亲的一生,没有丰功伟绩,留给我和弟弟的只是悲伤和艰难。但是,在我的心中,父亲就是一颗大树。这棵大树一天不倒,我和弟弟就有靠山,哪怕只是心理上的。如今,在风雨中飘摇了52年的大树,倒下了。未来的路,只能靠自己孤独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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