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一辆绿色吉普车荡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尘埃，向村中疾驶而去。吉普车在小学门口减速，右转径直开进村委大院。一个小伙子慌忙跳下车，拉开车门，下来两个仪表堂堂的陌生人。
村支书看到上边来人，慌忙斜穿树园，奔村委走去。
“你们早啊！”莫支书慌忙迎接。
“哦，”小伙子看见有人招呼，往前渡了半步，满脸堆笑，“我姓施，实施的施，我们是县组织部的。”
“我姓莫，是咱村的支书。”莫支书不敢怠慢，双方礼节性地握了一下手。
姓施的年轻人很精干：“哦，你好，你好。”连忙转身介绍旁边的两个人：“这两位同志是中央组织部派来的。”
“噢，欢迎欢迎。”莫支书茫然地寒暄着。
“我们是中央联合调查组的，专程核实杨云峰同志在文革期间被迫离职的问题。”其中一个瘦高个说。
“好好，他正天天盼呢，”莫支书喜形于色，兴冲冲地说“这不，他家就住在这儿—-”说着，指了指村部隔壁那三间半草房。
“呦，这么近。”姓施的小伙子说着拉开车门，自顾忙活去了。
“云峰刚从我那儿回去，在家哩。”莫支书对北京的来客说。
“行，烦您介绍，咱们去吧。”
“哪儿的话？应该的，走，走。”
三个人说着来到大门前，院子里传出“叮当–叮当”的打锤声：“哦，铁匠。”
“那是云峰他大哥，是出了名的铁匠。”莫支书指指院子东南角。
两个人扫视一眼整个院落，不由自主地说：“看起来，条件挺困难啊。”
“是啊。不过，他的手艺好，没缺过钱，只是有个赌钱的赖毛病。人都说，他要是正干的话，十间砖瓦房也早盖起来了。”
大伯看见支书领着两个仪表堂堂的陌生人走进院子，觉得来头不小，示意停下“呼–哒，呼–哒”的风箱，放下锤子，心怀忐忑地迎上来，擦着满脸的汗珠，问道：“恁是…..？”
“北京来的领导，是找云峰的。”莫支书乐呵呵地大声说道。
这会儿，父亲正在屋里填写表格，协助民政所温中信核实农村五保户的落实情况，听见莫支书的说话声，走出屋门。
莫支书看见父亲，兴奋地说：“云峰，这不，北京调查组的同志，给你解决问题来了。”
“我们受中央联合调查组的委派，专来核实你在锦州面粉厂的工作问题。”说话的人夹着黑色公文包，身材魁梧，神清气朗。旅途的劳顿使他的大背头显得蓬松，一副国字脸庞黑中泛红，鬓角夹杂着白发，两道剑眉间卧着一个豆子大小的肉瘤，从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可以读懂他是一位饱经风霜而又刚毅正气的人。身穿大号的灰色中山服，胸袋别一支闪亮的钢笔，下穿蓝色裤子，一双乌黑无光的平头皮鞋，那人十分简朴，看上去不到五十岁，威而不薄的神态给人增添一份忠诚可靠的信任感。说着，弯身坐下，景洋洋地把公文包放在双腿上，下意识地咳了一声，拉开包，取出一副老花镜，挥着手势，果断地讲：“凡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的同志，三中全会之后，党都要平反！”浑厚的声音，稳重的举止，处处昭示着强大的力量。
“冤假错案，党有决心平反昭雪，现在把你的情况实事求是地介绍一下。”站在门口的另一位看上去不到三十岁，仪表堂堂，瘦高笔直的身板，偏分头，长乎脸，嫩白的鼻梁架着一副眼镜，镜片后的一双眼睛透露出儒雅宽厚的心性。上穿一件时尚的夹克衫，下穿深蓝色直筒裤，脚上一双锃亮的黑皮鞋，手提姜黄色大包，边说边把大包放在床头，拉开拉链，翻腾一会儿，抽出一份文件递给父亲：“这是最新政策。”
父亲颤抖的双手捧着那份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激动得连声说：“谢谢党中央，谢谢胡总书记，感谢你们调查组！”
那个年岁大的戴上眼镜，从包中取出牛皮纸信封，看了一眼：“这是你写给我们的信吧？”
“是的。接到你们的通知，我连夜就把我的情况写了下来，实事求是地向上级反映。”父亲说。
“你也是军人？”年岁大的和蔼地问。
“是的，52年入伍，正逢抗美援朝。”
“我也是军人出身，”年岁大的站起身，亲切地与父亲握手“云峰，你不要着急，坐下来，慢慢讲讲你的情况。”未曾相识的军人情，他平易近人的态度渐渐淡化了拘敬的谈话气氛。
那个瘦高个面带微笑，对父亲说：“老杨啊，组织上会考虑你的实际情况的。”说着，拿出中共中央办公用笺，掏出笔，等待记录。
父亲追忆起那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往事：1952年，十七岁的父亲风华正茂，一腔热血，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某空军部队。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大批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潜伏在我国沿海地区，伺机破坏。为了彻底清剿这些亡命匪徒，父亲随军深入两广山区。一次战斗中，左腿被流弹击中。父亲负伤后，不愿离开部队，直接在山区临时医院治疗，当时交通闭塞，后方供给跟不上，条件十分艰苦，饥一顿饱一顿，父亲患上了胃溃疡，以致伤口愈合缓慢。53年初，父亲被民兵送往汕头空军医院治疗。在院治疗月余，伤势大有好转。当时，朝鲜战场吃紧，父亲请求入朝参战。53年夏，父亲被编入解放军炮兵某部队，抵达鸭绿江。1955年，父亲复员，被组织上安排到汕头市公安局，任职期间，反特任务繁重，老胃病不断复发，经组织研究，调任郑州地质局工作。59年大炼钢铁，原煤需求量很大，考察和钻探的繁重任务就落到了地质队的肩上，两个月后，父亲再次被累垮，请求回家疗养。1961年，父亲服从组织安排，前往锦州面粉厂工作。63年，父亲的胃病引发十二指肠溃疡，再次病倒，返回河南老家治疗。文革期间，曾多次给锦州方面写信，要求落实工作，至今未见回音。”
“文化大革命的冤案堆积如山！”做笔录的瘦高个有些激动。
父亲问：“当年，在锦州面粉厂工作的河南人有五六个，也不知道现在咋样。”
瘦高个对父亲说：“在档（案）的只有三个，你一个，焦作一个，西平县一个。焦作那个去年不在了。”
父亲心情沉重，按着疼痛的胃口，沉思不语。
瘦高个对莫支书说：“咱们村委还要开具一封证明信。”
一支烟功夫，莫支书和文书李建亭拿着村委的证明信，交给瘦高个。父亲按照要求填写了两张表格，盖上印戳按了指印。年岁大的认真地看了看那些材料，真诚地对父亲说：“我姓夏侯，都叫我老夏，”说着，摘下老花镜，亲切地望着父亲“我们会立即将你的情况上报组织部。”
“这是我们的通信地址，有事联系，”瘦高个递给父亲一个工作片（名片），又安慰两句：“时间不会太长，就会给你答复的。”
吉普车轰鸣而去，扬起一路尘埃。
二十天过去了，北京仍没有一点消息，父亲焦急地等待着……
多天以来，老天总是挂着那晒人的火球，一丝风也没有，蝉鸣声此起彼伏。二哥的大黄狗伏在门口，疲惫的伸着舌头，懒得动弹，整个世界都被这闷热所吞噬。爷爷坐在槐树下顶满一锅烟丝，“吧–嗒，吧–嗒”抽起来。过完烟瘾，磕了磕烟锅，脸上掠过一丝忧虑，看看伯父，慢吞吞地说：“早几天，梦见一条白龙，盘在铁匠铺的铁砧子旁，一锤下去，正好砸在龙爪上，只见那条龙腾空而去。”
伯父坐着小靠椅，两条腿翘在凳子上，摇着扇子乘凉。石板上放着一台木壳收音机，沉浸在马金凤的豫剧旋律中。听到爷爷的话，停了停手中的扇子，随即又呼扇起来，不当回事，似乎他在彰显他在家族中的分量。
二哥端碗面条，两眼眯成一条缝，笑嘻嘻地说：“呀，爱亭有本事，生个龙羔子啊。”
爱亭是我二嫂，人长得漂亮，杨柳身材鲜花脸，81年和二哥自由恋爱，82年结婚时已经身怀有孕，当年十一月二十八，顺利生下一个胖小子，起名叫佩佩。伯母打心眼里高兴，见人就夸：“俺爱亭啊，真争气，进门就生个胖小子！”
二嫂喜欢看书，捧着杂志坐在一边闲看，听到二哥的笑言，面带几分羞涩，左右瞧瞧，向下拉拉裙边，扬了扬烫发头，假装不当回事地说：“将来考上大学，你再吹吧。”
佩佩躺在伯母的怀里，睡得香甜，一会儿咧咧小嘴，一会儿犟犟鼻，伯母喜滋滋地端详着孙子那圆圆的小脸蛋，轻轻地摇着扇子。伯母看了看大伯，又瞅瞅二嫂，得意地说：“那可不楼（不楼，很容易）！”话音刚落，孩子小手抓了抓耳朵，从熟睡中醒来，竟然哇哇哭起来。伯母慌忙抱起孩子晃起来：“啊—哦，乖乖饥了，想吃奶哩……”
奶奶板起脸，瞅瞅二哥和伯母，责怪道：“就你们话多。孩子小，不喜欢乱说。”也怪了，孩子好像能听懂这话的意思，又渐渐地睡着了。
爷爷曾为重孙掐过八字：“路路财，中年贵…….”，这话虽然不能完全弄明白，似乎也能听出一点。
这会儿，大家伙乱喳喳，东一句西一句，爷爷并不以为然，只见他捋着不算长的白胡须，顾虑重重，说：“早几天也做了个一样的梦，这里面肯定有点意思。第一就是咱佩佩，或是水（父亲小名）的工作，一定出现问题。”
大伯轻轻咂一口茶，似乎想到了什么，瞅着父亲说：“我也不想多问，不问你吧，我也着急。北京那事咋说啦？”
父亲倔倔地回了一句：“没消息！”
“那么远，咱上边又没有人，唉，可别让别人把你的名额顶替喽。”这句话触动了父亲的神经，更增添了他的忧虑。
“我打算这几天就去漯河，找工友商量一下，不中的话，直接去北京申诉。”父亲捂住胃口，走到墙边吐了口酸水。显然，老胃病又在折磨他。
星期六那天下午，父亲准备北上信访。刚到东沟，二哥骑一辆红旗自行车，心急火燎地追上父亲：“爹，赶紧回去吧，出事了，”二哥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父亲“雷管炸了，伟的全身都是血。”
父亲吓得脸色苍白，来不及多问，赶紧坐上自行车飞快地返回村中，直接借了一辆架子车。
我站在屋门口，浑身是血，眼睛酸胀，已经睁不开了。同伴师常营吓得原地打转，惊慌失措。大伯一个劲地喊：“咦，咦，天啊—-这是咋了？”父亲扶着我坐在车子上，只感觉车子快速颠簸，朦胧中到了乡卫生院。卫生院的大夫不敢接诊，只做简单包扎，火速赶往县医院，住院治疗。
第二天中午输完水，一个漂亮的女护士把我带进外科治疗室。主治大夫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冷冰冰的脸孔，没有一句话，从工具盒内取出一把剪子，拉住我的手，直接剪开被血凝固的敷料外层，护士递来镊子，果断地揭掉内层辅料。我咬着牙，忍着剧痛，看看那与生俱来的指头，头节肌肉全被炸飞了，只剩下半截惨不忍睹的白骨。父亲惶恐地扶住我的胳膊，那个医生转身接过一把尖嘴钳子，咔嚓一下，截断了那节白骨。我紧紧地咬住牙关，闭住气，死盯盯地望着墙壁，额头湿津津的。前后过程不超过三分钟。
父亲呆呆地站在身旁，眼睛红红的，问医生：“不能接了吧？”
“光剩骨头，没肉了，咋接？”主治医生淡淡地说了一句，转身出去了。那位漂亮的护士取出药棉和敷料，细心地为我处理伤口。
“是红伟，咋了啊？”门口传来一句女孩子细嫩的声音，这声音似曾相识。
我扭脸望去，原来是初二的同班同学穆少兰，她正惊讶地望着我。看见她，我非常惊喜：“你，你怎么在这儿？”我注视着眼前那轻盈的身影，疼痛似乎在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阑尾炎。”她告诉我。
“轻点没有？”我问。
“我在这儿都住五天了，轻的多啦。”
暑假的四十多个日日夜夜，我没有一刻不在思念她，没有一刻不为自己被学校开除而烦恼。离开张店初中，意味着我和她将要天各一方，将来怎么才能再次相逢？她家离我们十几里，贸然去她家，如何面对她的家人呢？
眼前的她，似乎分离了一年又相重逢。她还是穿着那件永不替换，而又整洁的印花小领上衣，蓝色掉腿裤子，褪色的方口黑布鞋，两条短短的麻花小辫。她那含情脉脉的一双大眼睛，依然如此动人。我盯住她，全身看个遍，似乎每一个纽扣都能触及我的思念。
“闺女是哪庄的？”
父亲的问话使我迅速从思恋中回过神来，慌忙告诉父亲:“我们在初二是一班的。”
父亲微笑着端详面前这位漂亮又含蓄的女孩子，故意数落我：“红伟是啥不敢摸，他偏摸。在学校能学习好？！”
穆少兰大方地对父亲说：“其实，红伟学习很用功，就是史老师对他有偏见。”
“爹，你，你又来了…..”我脸有些红。
断指包扎好，少兰替护士抱着三瓶盐水，一起走进我的房间。我在3号病房，屋里两张床，只住我一个。
那位漂亮的护士抽出体温计，记录一下体温，扎上针，观察片刻就出去了。父亲从口袋拿出一叠稿纸，戴着花镜看了看，嘱托少兰帮忙看着点，也出去了。
穆少兰坐在对面的床上，急切地问：“还很疼吧？”
“不怎么疼，好多了。”我侧侧身子，看着少兰“你在哪屋？”
“在外6号，跟你隔俩门。”
“今儿没输水？”
“现在没事了，不用输了。”
“在这儿住五天了？”
“可不是嘛。昨天，我姐走了，她让我再观察两天就出院。”她注视着我的手，疑惑不解地问“你到底怎么伤的，那么厉害？”
我望着天花板，不好意思地说：“做炸药。我试试那只雷管，准备去西河炸鱼，没想就爆炸了，真倒霉！”
她端详着我的脸，焦急地问：“脸也伤着了，严重不？”
“没事。医生说，再错一点就伤着眼睛了，回想起来真可怕。”
“天呢，那是啥雷管，那么厉害？”她不住地咂嘴。
“是煤矿上用的铜雷管，威力很大。爆炸后弹片乱射，墙上挂的笔记本硬是穿透二十多张。说来也怪，摆弄那只雷管的时候，师常营也趴在桌子上，远近一样，我浑身是伤，他却一点都没有伤着。”我深感疑惑，难道人真的存在运气？
“红伟。手很疼吧？”
“没事！只是那个医生心狠，一下就把骨头截掉了。”我看看她，挤出一丝无奈的惨笑。
“是说顾大夫？刚才那个男医生？”
“嗯。咋了？”
少兰笑了一下：“他是俺姑父，外科主治医生，平时不爱说话，就是心好。待会儿，我跟他说说，好好给你治。”
“算了。指头都截了。”我沮丧到了极点。
少兰话题一转，饶有兴趣地问：“你爹那么高个子，很魁梧啊，在哪儿上班？”
“现在没工作。这些日子就为这事南北跑，要不是我受伤，他早去北京了。”
我望着不断冒泡的吊瓶，懊丧地说：“该局的。早几天我爷爷梦见一条白龙被砸掉了一个爪子，可能就是预示我的手指头。不然，为啥那条白龙哪也不去，偏偏跑到大伯的铁匠铺里，让铁锤砸掉了爪子？唉，”我长长地叹了口气，接着说“说来也怪，我叔叔的食指少一截，爷爷的食指也少一截，据说我太爷的食指也少一截。”（按，2003年，我的侄儿三岁时，被面条机压断了食指，似乎每一代都要出现一个食指残疾的人，这个问题至今是个难解的谜）
“别乱想啦，左手食指不会耽误写字。”她话题一转，笑着问我“你以后去哪上学？”
“我爹去张店见了史老师了，好像没说成。读初三，估计会去李村中学。”
“那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她怅然若失的望着窗外。
“是哩。”我轻轻地嘟哝着。
“早些天，我想去你家玩，不想患上了阑尾炎。”从她的表情可以看出，她说的是真的。
“阑尾炎没事了吧？”
“嗯。起初疼得要命，入院时一个医生说必须动手术，切除阑尾，快给我吓死了。我姑父赶到医院后，没有让切，说是保守治疗。”说着，指指右下胯。
“你要去我家的话，我还请你去看电影。”
“我怕找不到你家。”
“你那么傻呀，到村头一问不就找到了。”我笑着逗她。
“我才不傻呢。我怕你爹，看他那么严肃。”
“你怕我爹，怕他什么啊？你不知道，我爹最好了，只是为了工作的事，这两天他心里不安宁！”
父亲整天往返于县政府、武装部、民政局，为去北京上访做准备。往往早晨一走，常常半天不来医院。多亏了少兰的照顾，又是换药，又是买饭。
入院第三天，医生查房，少兰坚持说自己全好了，执意不再输水，吃点药就行。她支走她姑父和护士，慌着帮我端水洗脸。我们俩在一起，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从苏联作家高尔基到中国鲁迅；从世界名著《母亲》到《在人间》；感慨保尔和冬妮亚的纯真爱情，以及《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革命历程……不知不觉中三瓶水输完了，拔去针，一看已经十二点多了，她麻利地给我端来一碗肉片汤。午后时分，老天骤然变了脸，一阵狂风暴雨之后，小雨朦朦下个不停。忽然，一位中年妇女慌里慌张的出现在门口，举一把破雨伞，浑身湿淋淋的，瞅见少兰就没好气地叫嚷：“小兰，你不输水也不回家，地里的活光指望你姐？”那妇女瞪着眼，铁青的脸色很难看。少兰慌忙站起身，唔哝一句：“妈—-”转身就出去了。只听见走廊里高一声低一声，嚷嚷好一会儿，少兰急匆匆返回病房，对我说：“家里忙，我姑父帮我办出院手续，一会儿我就出院。”她泪哗哗的，晶莹的泪珠似乎在倾诉她的忧伤。
少兰走后，我一直闷闷不乐，胸口似乎压着一块始终搬不去的石头。父亲像是觉察到了什么，笑呵呵地坐在我的枕边：“你是不是喜欢上她了？”
我满脸通红：“爹，你说什么呢？我是为我的手难过。”
“那闺女是哪庄的？”父亲问。
“昨天不是说过了嘛，她是刘庄的。”
“五里堡刘庄？那我知道，离咱家只有十几里。”父亲站起身，像是得到了什么宝贝似地，乐呵呵说“中，等我去北京回来后，找人牵牵线。”
“又来了。咱家那么穷，就一间房子，住都没地方住，人家会同意？”
“咦，俺孩子长得不丑！”父亲一副老王卖瓜，得意洋洋的样子。
七天过去了，我的脸部彻底痊愈，手指也逐渐愈合。上午九点多，徐宝玉骑一辆加重车子来到医院接我回家。他是父亲的干儿子，二十二三岁，长得像头牛，圆脸大眼，虎背熊腰，有一身用不完的力气。见到父亲，两人站在白杨树下，不知道父亲对他说了些什么。
宝玉见我过来，一边笑着和我打招呼，一边接过盆子，连带其它家什牢牢地绑在车子上。
父亲掏出一包药，嘱咐我说：“一天三次，爹不在家，你别忘了吃药。”
“你去北京？”
“嗯。”
“啥时候回来？”
“我先到西平，和工友老郭商量商量。要是三天不回来，就直接去北京了。”
父亲匆匆走出医院大门向东而去，他瘦弱而又坚强的背影渐渐消失在稀疏的人流中。
189次列车黎明时分到达漯河车站，父亲和工友老郭毅然踏上北去的火车。火车轰鸣着，昼夜不停，次日到达北京车站。两人挤出验票口，一眼望去，错落不齐的接待牌子成了北京站一道别致的风景线：“湖南省委接待处”、“四川省委上访接待处”、河南省委信访接待办事处”……台下排满了接待来访的小轿车。父亲和老郭被一辆白色轿车接往河南信访接待办事处。
曲曲弯弯，走走停停。二十分钟后，父亲和老郭被送到一栋饭店的三楼。办公室的接待人员是一个中年女人。那女人长得白白净净，非常热情，又是让座，又是倒茶，嘘寒问暖。她简单地听了听情况，嘱托父亲不要心急，办事处主任现在郑州开会，过几天就回来。你们老远来到北京，先去看看天安门，故宫……
父亲和老郭没那份闲心，更没有那份开支。俩人走出接待处，就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住了下来，每天都和其他二十多个上访的人凑在办事处门口等候。十几天后的一个上午，两人终于被叫进屋里。办公桌后坐着一位白胖的中年人，身边一个不过20岁的漂亮姑娘。那位姑娘端来两杯开水。中年人满脸笑容，看了眼父亲提供的材料，操一口半土不洋的河南普通话：“你们的材料，夏侯军同志转来了，就是你们不来，我们也正与锦州方面沟通。通过了解，当年的面粉厂已经倒闭，现在，你们也拿不出什么特别有利的证据。所以啊，你们不要性子急，只要锦州方面有回音，马上给办。”
“锦州面粉厂倒闭了？”父亲和老郭开始有些茫然了。
“你的档案好像还在锦州劳动局。”中年人若有其事“你姓杨，叫云峰。他姓郭，郭全明，对吧？呵呵，我对你说，要相信党，相信中央，相信胡总书记。我建议，你们先回家，我们与锦州方面继续保持联系，得到消息，马上通知你。”
“那得多长时间啊，我们大老远来到北京，这就回去……”老郭有些不甘心，不知道怎么办才合适。
那姑娘看了看手表，好像很忙，扬了扬头，说：“你们在这等，需要吃饭，需要住宿，哪一项不花钱都呆不下去。谭主任说的很清楚，只要锦州把你们的档案转过来，我们就能与他们磋商，给你们解决。”
“不会时间长吧？”父亲感到渺茫。
“我不是都对你说了嘛，还担心什么？咱们河南办事处就是为咱们河南人伸张权利的。”中年人摆出一副亲人亲帮的样子。
老郭有些急不可待：“我们住在北京，只管等消息，什么时间解决了，什么时间再回家。”
中年人瞥他一眼，有些厌烦：“行了。你们的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不能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国家有政策，严格按着政策办事，不然的话，全国八亿人口，还不乱了套啊！”
那姑娘收拾着桌子上的材料，也不耐烦地说：“要不，你们也可以自己去锦州提档案。”
父亲和老郭走出办事处，自嘲道：“我们就像一棵草，谁让自己不会壮大长高呢？”
俩人在饭店门前彷徨。饭店用餐的人进进出出，一股股饭香在门前飘荡，父亲似乎一点儿不饿，沉思好久，转脸对老郭说：“我们自己去锦州，找回当年的档案。”
老郭拿不出一点主意，父亲说啥是啥。俩人提前买好车票，坐在一个商场的台阶上，买了两碗白开水，掏出随身带的干粮，草草地吃了起来。下午五点多，踏上了申诉的艰辛之路。
锦州，在父亲的心目中是一座既陌生而又曾相知的城市。别离二十多年了，现在锦州大楼林立，凭着模糊的记忆，向东走约摸一杯茶的功夫，那个曾经熟悉的古塔映入父亲的视线，锦州面粉厂就在古塔的错对面。穿过宽敞的大路，俩人急不可待地跑到跟前一看，面粉厂早已面目全非，一把大锁静静地挂在大门上，不知多少年都没开过，厚厚的铁锈腐蚀了整个铁门。透过门缝望去，厂区原本平整的水泥地，稀稀疏疏长满了一尺多高的野蒿，四面原本低矮的民房早已建成栋栋楼房，面粉厂似乎被遗忘在过去的岁月里，昔日工友们的说笑声和机器的轰鸣声已经不复存在，父亲和老郭茫然无措。
“你们找谁啊？”身后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太太正望着这两位陌生的外乡人。
“老姐，这厂子停产了？”
“都停十几年了，政府正筹划着开发呐，厂里退休工人不答应，就剩那么点资产了，”老太太啰啰嗦嗦“哦，听口音你们不是本地人？”
“不是本地的，可也是这厂里的老人啊。”父亲走近来，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
老太太一听，语气淡淡地说：“我猜就是。嗯呐，你们算找对人了。俺那老头子就是原厂的工会主席，姓葛，看你认识不？来来，进屋说吧。”老太太就住在厂门口。三人一前一后走进屋里，老太太还算热情，又是倒茶又是让烟：“先喝杯水，老头子一会儿就回来。整天瞎忙乎。”
老太太告诉父亲，67年8月那阵儿，锦州城乱成了一锅粥，两大派真枪真弹的干，弄不好就没命了，锦州好几个工厂都关闭了，都怕丢了命，好多工人都跑回老家了。四人帮粉碎后，先后有十五六个人来找，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妥善解决工人工作问题，市委考虑老葛的家就住在厂门口，并且还是老党员，原厂老干部，就安排老葛负责接待的第一道关。
一杯水还没喝完，老太太笑着说：“这不，老东西回来了。”门外望去，一位六十二三岁的老汉，一米八零的个头，四方脸，深蓝色的帽子，步履矫健地走进来。父亲站起身，仔细地看了又看，激动地握住老汉的手，说：“老哥，二十多年了，能认出我么？。”
老葛望着父亲，从上到下打量个遍，硬硬地说:“有影子，有影子。”
“我是云峰啊，他是郭全明。”
“想起来了，你是63年离厂的。当年都叫你小蛮子，对吧？”老葛拉着两人的手“哈哈，啊呀，坐坐坐。”
父亲倍感亲切，和老葛整整谈了一个上午。老葛说，67年8月局势乱，面粉厂关闭后，第二年重新开业。70年之后，厂子连年亏损，直到76年再度关闭，一直拖到79年，大部分职工才被分流安置，有的去了石油六厂，有的去了陶瓷厂。凡是没有安排的，都是些老弱残兵。
老葛对父亲说：“你们离厂20多年了，我这儿是有你们的名字，不知道劳动局有没有你们的档案。如果劳动局没有存根，就不好办了。那样吧，我给你们开个证明信，你们先去区劳动局查找档案。”
“对啊，你们快点去查，有的人没及时来核对，就被别人掉包了。”老葛的老伴在一旁提醒。
老葛沉着脸，瞟一眼老伴，转而笑着对父亲说：“你们先去劳动局，问问再说吧。”
父亲和老郭不敢耽搁，按照老葛的指点，赶往解放路劳动局。一个领导看了看介绍信和厂里的证明信，淡淡地说：“你们是63年离厂的，是自愿离厂还是被迫离厂？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父亲解释说：“我复员后，经组织上决定才分配到面粉厂的，当时胃病很严重，厂党委研究准许我回家治疗。64年收到厂里通知，劝我继续治疗，彻底治好胃病再回厂工作。66年和67年，我不断给厂里写信要求回厂工作，可是，一直没有回音。”父亲又一连串背出当年厂里许多领导的名字。
“杨云峰同志，针对你的问题，我个人非常理解，但是，必竟是牵扯户籍和档案的大问题，我们不能偏听偏信，一定要根据政策办事，希望你能理解。”
“那是，那是。请求组织上帮我找找当年的工作档案。”
“档案室有专人管理，人去沈阳开会了。你们先回去，核实一下，回头通知你们。”
在锦州举目无亲，单凭个人的力量去办，几乎不可能。父亲置买一些礼品拜访老葛，求其协助查询当年的档案。老葛看了看桌子上的一大堆礼品，装作不屑一顾的样子，对父亲说：“云峰，你们怎么搞这一套啊。为本厂职工做事，是我分内的事嘛。”
老葛的老伴喜欢坐在跟前，喋喋不休：“你们甭着急，等到星期一，让老头子去劳动局。孩子的亲家就是劳动局的科长。”说着问老伴“小姜在劳动局什么科来的？”
老葛“哼”了一声，瞥一眼老伴，显然不喜欢老伴多嘴：“好好，明儿我去问问。”
熟人好办事，星期一上午，老葛亲自到劳动局劳力科，一个20来岁的姑娘整整忙活一个上午，终于扒出陈年古董—-档案。俩人找到了自己的档案，异常欣慰。那个姑娘悄悄地对老葛说：“找到原始档案，又能怎样？已经二十多年了，怎么核对？谁去核对？各个部门能保证衔接吗？所以，这事很难解决。”
老葛意味深长地看了看那姑娘，没有言语。
走到楼梯上，那位姑娘瞅一眼落在后面的老葛，悄然对父亲说：“实话实说，你们直接去找信访办，或许有进展。你不知道，也不知来过多少人啦，不只是你们。这事棘手啊，想在这儿直接办妥，那可不容易。”姑娘没再细说，瞅着父亲摇摇头。
父亲和老郭拿着档案复印件走进区信访办。信访办的人倒是很热情，只是说原厂已经倒闭，体制解散，职工分流，必须与劳动局沟通一下，先把档案复制一份，放在信访办，回家候信。
在锦州终归找到了自己的原始档案，俩人兴致勃勃地返回北京，到河南办事处一问，领导又回河南洛阳了，什么时间返回，谁也说不清楚。两人一合计，自己长期住在北京不行啊，直接去国家信访中心找夏侯军吧。
国家信访中心大门口荷枪实弹，没有人引荐，根本不可能进入。两人在门前徘徊了两天，父亲倒是有些心眼，把老夏的亲笔信改动一下，顺利进入办公室大楼。可是找谁呢？老郭坐在走廊里竟然哭了起来。一位中年妇女问道：“你们找谁呀？
“大姐，对对对，同志，我们有冤枉，要找老夏同志，我们是河南的。”老郭两眼红红的，语无伦次。
“河南的？”中年妇女好像知道些什么。
“是，有没有一个叫夏侯军的同志。”父亲笑着问。
“你们认识他？”
“认识。他去河南找过我们。”
“哦，你们是河南的？嗯，听说一点儿。”
“是，是哩。”老郭兴奋起来。
“老夏好几天都没来，听说他病了，也不知道这两天上班没有。”说着话，走廊里过来一位年轻女人，穿一身黑色紧身衣，好奇地问：“他们找谁啊？”
中年妇女说：“他们是河南的，找夏侯军同志。”
年轻女人笑笑，说：“与锦州面粉厂有关吧？”
“嗯嗯呃，是的。”父亲感到一丝希望。
“老夏同志在贵州出差。不过，我听老夏说，小张不是也去了河南嘛。”
“瘦高个，长得白白的，戴副近视镜，三十五六岁？”父亲描述那位瘦高个。
“他就在那屋，你们去找他吧。”年轻女人指了指政工科，哒哒地下楼了。
父亲和老郭眼前一亮，敲开小张的办公室，不知道他们在忙些什么，只见两个女人笑得弯了腰。小张见父亲和老郭，也不感到奇怪，看了看父亲出示的原始档案，对父亲说：“材料你不要放这儿。你的情况已经转到河南信访接待处了，交给他们吧。”说完，拿起电话接通了河南信访接待处。
小张放下电话，端过来两杯开水，和父亲热情的拉起家常。半个小时后，河南办事处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人，进屋就对父亲和老郭讲：“咱们办事处正在抓紧解决你们的问题，你们到处闯，不但影响国家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我们也要跟着受批评。这叫什么？叫越级信访，懂不懂？是法律不允许的！”
小张站起身，厉声说道：“行了—-。我们是人民的公仆，要为人民撑腰做主，要认真听取群众的呼声，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尽快给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扯皮推诿要不得！”
“对对。”办事处的人不敢再多说。
小张对父亲和老郭说：“你们的档案先交给他们办事处。不要着急，他们一定会秉公办事的。”
父亲和老郭慌忙解释：“我们到这儿来不是上访，只是想咨询一下您和夏侯军同志，我们的事到底会怎么解决？”
办事处那位女人笑盈盈地对父亲说：“把档案的原件就放咱接待处吧，一有消息，立即通知你们。”
“是啊，你们尽管放心！”办事处那位男的也搭腔宽慰。
父亲和老郭把所有档案材料都交给了河南办事处。办事处叫来一辆轿车把父亲和老郭送到火车站，那个中年男人帮忙买了两张车票，一副诚恳的样子，重复着说：“你们先回去，我们尽快给你们解决！”
父亲和老郭登上了返回的火车。二十多天的信访历程，让父亲深切地领悟到了政策和实施的差距，官僚和百姓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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