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末,农村土地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最大的变化。有了自己那二亩三分田,消极懒散的农民一下子焕发出无限的激情,生产队的大钟逐渐沉寂下来,劳力们整天忙碌在自己那块土地里。
父亲在部队落下的老胃病,二十多年来,不断地摧残着他那虚弱的身体。但是,父亲也想让我和弟弟过上与其他孩子一样的日子,他整天捂住胸口,忍受着无休止的疼痛,在外奔波。
生产队为了活跃经济,联合大队,由父亲牵头,带领同村的几个社员前往东北贩牛,一去就是一个多月。那段日子,父亲只好把弟弟留给奶奶照管。每逢即将下学的时候,我不得不暗自合计:今天中午做什么饭?
学校离家只有二百米。放学铃声一响,慌忙跑回家中,洗手和面。多么希望也像别的孩子一样,回家就能吃上一口现成的饭菜,但是,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我深深地理解父亲。
伯母成了做饭老师,抽出空就站在我的身边,笑呵呵地指点:“擀面条要少点水,多搅动,先把面搅成蒲穗,然后,手沾水,再用力和在一起,之后,盖在盆里墒二十分钟,擀出的面条筋道又不断。”
“墒二十分钟?”我不太明白。
“嗯。面不墒不筋道。要是烙油馍,就得多倒水,少搅动,把面和的软软的,油馍起层多,烙出来才好吃。”
“河南的饭做起来真费事!”
伯母笑笑说:“你都十四五了,再过几年,娶个媳妇,就不用你做饭了,呵呵。”
我脸红红的,不吱声。
1982年秋季,按照上级要求,相继撤销村办的二年制初中,扩建乡办初中规模,统一全乡初中生,集中教学,并将初中二年制改为三年制。
我的骨子里渗透了北方的风俗习惯,环境的改变,给我的学习带来了不小的障碍。还好,初一的班主任是莫光辉,与我们是世交,在他的推荐下,我才得以到乡初中二年级就读。
乡初中坐落于张店乡南街路西。走进校门,大喇叭随风飘来《军港之夜》的优美歌声,校园绿树成荫,左侧是自行车停放处,右侧是一个偌大的操场,走进二门才是一排排教室。我和同村的张文艺、胡爱民、王福利被分在二年级二班。
母亲走后,我的个头随着岁数的增长,棉裤棉袄相继过时下岗,随之而来的是一件件破旧的单衣。天气冷,就多穿几件套在身上。也不知道爷爷从哪儿弄来一件蓝色小大衣,自己不舍得穿,送给了我。小大衣的前脸就像秋末的棉花地,处处绽放出白乎乎的棉絮。虽说破了点,穿在身上还是蛮暖和的。
贫穷的日子,阻挡不住我体内奔流的青春热血。我梳着大背头,穿着一件破大衣,一口轻柔拉音的东北话,招来老师异样的眼光和同学们的好奇。
或许我穿着破旧,或许我个子偏高,座位总是分在最后一排。
那天晚自习做完作业,我胡乱地收拾好书本,浑浑地抬起头,发现教室里只留下我和右前排的一个女生,她正痴迷地注视着我,两汪清水似的大眼睛一动不动,留露出无限的深情与甜美,我们的视线碰撞在一起,似乎是一种心扉的共振,我呆呆地停住了脚步。教室里静的出奇,我唯恐她听见我的喘息声。室外偶而传来的脚步声打断了这短暂的瞬间,她润脂般的脸庞骤然间泛起微微的红晕,微闭丹唇,扭过脸去,赶忙从抽屉拿出课本,默默地看了起来……
她叫穆少兰,中等个头,扎两条短短的小辫子,那件小领红花上衣和她的名字一样,从来没有换过,嫩白的玉颈下,领口扣的严严实实,软软的布料穿在她身上,显得整洁又朴素。蓝色直筒裤,方口黑布鞋,在她身上透露出女性文静典雅的东方美。
沉静片刻,只见她捋一下耳边的青丝,抬头睁开朦胧迷人的大眼睛,似乎郑重其事地问我:“我的风油精,你见没有?”
“什么,什么是风油精?我没见啊。”我有些诧异。
“下午,我,我放在斗里了,怎么就不见了?”嫩玉般的手握着一支钢笔,不经意地在她那红润娇脂的脸颊上轻轻摆动。
“你在找找。啥是风油精,我都不知道。”
“是一个好看的小瓶子。”她若有所思地望着我,似乎我知道那东西的下落。
“风油精是什么啊?”
“风油精能防止瞌睡,还能驱蚊虫哩。”她说着,在斗里翻找起来。
我想起来了,她身上曾经散发出一种奇特的清香气味,很可能就是风油精。我慌忙向前迈两步,说:“不会掉在地上吧?”
“找过了,没有。算了,不找了。”她又看了看我,捋了一下额头的青丝,坐下收拾作业。
我匆匆出了教室,向寝室走去。那一夜,我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她竟然认为我偷了她的东西?还是……不得而知,内心荡起无尽的涟漪,勾引出无尽的遐想。
新校生活,陌生而又新鲜,似乎一切都孕育着无限的美好。可惜自己的家庭条件不好,过早地失去了母爱,父亲一个人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又当爹来又当妈。可怜的父亲,为了自己的孩子不比别人的孩子差,省下口粮,尽量给我多准备些白面,免得在学校忍饥受饿。
那天中午,我打上一碗亢稠的玉米糁,夹点咸菜放在上面,独自坐在大杨树下,侍奉那经常空碌碌的肚子。
忽然,寝室门口传来似曾相识的说话声。我应声望去,那人五十来岁,瘦瘦的身材,正和我们班的穆少兰说话。几乎与此同时,那人也看见了我:“伟,不认识我了?”
我愣了一下儿,眼前一亮,说:“咋不认识?!邹大夫,”慌忙站起身,迎向前去“是你把我的眼睛看好的,哪能忘了?”
“呵呵,两三年你还没忘?”
“曾经帮助过我的人,我永远都不会忘!”知恩不忘是我们的家训,我语气很坚定。
时光倒回四年前,在一场眼病的折磨中有缘与邹大夫相识。
1978年夏末,我的眼睛越来越模糊,一见阳光,就流泪。
二姐的婆婆崔老太太,六十来岁,住在村中心的一所老房子里,是村上出了名的百事通。左邻右居谁家遇上了夜哭狼、孕育出生日期、龙胎凤女看性别、小病杂活,她都有办法。
父亲把我领到崔老太太家中,求她治疗。老太太看到我那双红肿的眼睛,嘴中不住地“啧啧”起来,慌忙戴上老花镜,一只手扶住我的额头,另只手绷开我的眼皮,惊讶起来:“咦—-你瞅瞅,眼皮里多少白点,孩子能不磨呦?”
“他妈走的时候正是六月天,孩子兴许是哭的了。”父亲挪了挪凳子,摸着我的头。
“啧啧,没妈的孩子,可怜呐,”老太太嘟哝着,慢腾腾地拿出一枚做针线活的小针,划根火柴,烧一下尖尖的针头,针尾余线牢牢地绕在食指上,慈祥地望着我,说:“乖,坐下,不疼,一挑就好啦。”
她翻开我的眼皮,嘣嘣地挑起来,我疼得难以忍受,失声大叫。
老太太看我叫的厉害,停住了针,对父亲说:“孩子是沙眼,里边都是小疙瘩,不挑可不中!”
“怪不得天一热,就害眼。”
“恁在东北那时候,天冷;咱这儿天热,就容易害眼。”老太太解释我害眼的原因。
“不挑可不中啊,乖,”老太太说着,又划根火柴,烧了下尖尖的针头,一只手捂住我的额头,哄劝我“来,孩子,再挑两下就行啦。”
我执意不再挑,父亲双手抱紧我的头,呵斥道:“别动!”
一针,一针,似乎刺入我的心,我大声尖叫起来。
双眼被执行了酷刑之后,当时减轻一点,过几天依旧不敢睁眼,一见强光就流泪,肿胀发磨,似乎越来越重了。
大姑家住李村的社会主义新村。新村建在一道岭脊上,搬上去的住户,几年来相继死了好几个年轻人,大姑搬到新村后,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逢到连阴雨,一条胳膊就痛得抬不起来。人们传言新村的风水不好。那年秋末,姑父(姓李,名贵生1921.9.23–1980.10.20)从南山领回家一位江湖医生,那位医生自称擅长针灸,治疗疑难杂症有奇招。
一天午饭后,父亲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带我去姑姑家求医。我用手打着眼罩战兢兢地站在一旁,不知道又会用什么酷刑治疗我的眼病,心里发憷。那位江湖医生搬住我的肩头,仔细看了一会儿,说:“不敢见光,感觉发磨,是不?”
“嗯,见光睁不开眼,磨得可疼。”我眯缝着眼,看到那位江湖医生瘦瘦的身材,瓜子脸,五十来岁还没有胡须,上身穿一件板正的军干服。
“唉呦,你看孩子成啥样了,再怄(推)下去,书就念不成了,”江湖医生告诫了父亲,又问我“几年级了?”
“四年级。”我说。
“马上念初中哩,可不能耽误啊!”
“挑过一次,孩子嫌疼。其实,我也担心用针挑。”父亲对医生说。
“针挑?可不敢。炎症大,就麻烦了。”医生郑重地说着,站起身,示意父亲抱稳我的头,仰起脸。
我心里怦怦直跳:“疼不疼啊,咋治哩?”
那位医生微微一笑,语气淡淡地告诉我:“别怕,这不是用针挑,一点都不疼,呵呵。”说完,张开嘴对准我的一只眼睛吸起来。头两下没有痛的感觉,最后一下有些难以忍受,我紧张起来。只见他转身吐了一口紫黑色的鲜血,对父亲说:“你看看,眼睛里多少死血。”说着,张嘴对准我另一只眼睛,又是一口血。
姑姑赶忙端来一碗清水,那位神奇的医生漱漱口,搽搽嘴,脸上露出一丝轻松,对父亲说:“行了,再开一剂药方,”说着,掏出一支圆珠笔,不假思索地写出一剂方子,递给父亲:“到药铺配齐,打一斤白酒泡个六七天。一天抹两次,不出二十天,估计就好了。”
我慢慢睁开双眼,左右看了看,真神奇,竟然没有发磨酸痛的感觉了;望望外面,眼前的世界清亮了许多许多。
“眼睛轻松多了吧?”医生微笑着坐在我的面前。褪色的蓝色军干服,整洁板正,头上梳着十分讲究的三七分,瘦瘦的瓜子脸黑黝黝的,高高的鼻梁,稀疏的几根胡须不细看几乎看不见,嘴角两边的纹线就像一个大括弧,突起的喉峰伴随着他的讲话做出相应的动作。
“嗯,不磨了,也不觉得(光线)刺眼了。”我真高兴。
医生指指父亲手中的药方,告诫父亲:“这药,毒性强烈,只能抹眼圈,千万不敢弄进眼里。”
“怎么强烈啊?”我天真地问。
“怎么强烈?”那位医生神秘兮兮地重复了一句,慎重地告诉我“十几味中药,放进白酒里泡七天,假如把药水倒在铁皮上,不出三天,铁皮就会被钻出小孔!”
父亲既惊讶又高兴,一脸的兴奋劲,邀请医生到我家做客。
那位医生说:“不用了,给老姐的胳膊治好了,我还要到我大姐家。以后有机会一定去!”
“大哥贵姓?”父亲问。
“我姓邹。”好像怕我们弄不清楚,又解释道“不是周恩来的周,是邹家华的邹。老家是南山的。”
父亲很真诚,站起来握住医生的手:“我姓杨。有机会一定去马村坐啊。”
“一年三百六十天,三百天我都在外面转,肯定会去的!”
“不知你大姐家,住在哪儿啊?”父亲问。
“不远,鲁山城东刘庄的。我都一年没有去过了,趁这个机会去看看她。”
我是个好奇心很强的人。回家后,把那药水涂抹在铁文具盒上,几天后,本就光滑的铁皮,果然被腐蚀得粗糙不平,坑坑洼洼。
不到十块钱,令人痛苦不已的红眼病用简单的方法竟然彻底治愈。
父亲常常教诲我的那句话,铭记在心:“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永远不能忘!”
那一天晚饭后,父亲闲来无事,转到北街老张家,对爷爷谈起这事后,爷爷说出一堆让人似懂非懂的总结语:“人间轮回,祸福总有定数。与邹姓有缘,也是前生注定啊。”
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现在回想起爷爷说的话不无道理,今天在学校竟然遇到了邹大夫。
邹大夫满脸欢喜:“啊,好好,和你父亲一样啊。”
少兰扭过身来,闪动着大眼睛瞥我一眼,微微一笑,告诉邹大夫:“我们一班。”
“你们俩一班啊?”邹大夫重复一句,欣然地向我介绍“小兰是我的外甥女。”
四年前那短暂的治病奇迹,至今我记忆犹新。我顾不得多想,一边应承着,一边把碗放在砖头上,热情地说:“邹叔,您还没吃饭吧?我给你买饭去!”
没等邹大夫开口,少兰抢先回答:“我舅舅吃过啦!”
邹大夫微笑着扶住我的额头,认真地看了看,风趣地说:“我吃饭你就不用管了,哈哈。眼睛没事了吧?”
“这几年都没有害过眼,全好了。谢谢您呀,邹叔!”我拘敬地表示谢意。
“嗯,好好。我知道,”邹大夫黝黑的脸颊泛起惬意的笑容“去年在你家,我听你爹说了。”
“你去我家了?”我有些惊喜。
“你上学没在家。你爹是一位实在人。”
“嗯、嗯、是的,他对人特别真诚!”
“昨天我在段店了,今儿路过学校来看看小兰,下午赶紧回家。你们是同班同学,以后要相互照应啊。”
“行、行。”我看了一眼穆少兰。
邹大夫给少兰留下五元钱,起身回南山了。
“你的声音,你的歌声,
永远印在我的心中,
昨天虽已消失……”
—–校园里高音喇叭传来李谷一优美的歌声,婉转的旋律在校园中回荡,整个校园充满阳光,充满青春的甜蜜。
少兰端着半碗饭站在大树旁,一只脚在树根旁蹭来蹭去,羞而含笑地说:“原来你和我舅认识啊?!”
“嗯,是的,是你舅舅把我的眼睛看好的。”
“你的眼睛怎么了?”少兰好奇地追问。
“原先,我的眼睛经常害眼。你舅舅说是沙眼。”
“我舅是有名的医生,很多奇怪的病他都能治好。”少兰向我炫耀,一股奇特的清香扑面而来。
“你舅舅为什么不开个诊所呢?”
“我也不知道,舅舅一年四季在外边给人看病,很少回家。”
“你舅舅好像是南山的吧?”
“我也没去过,我娘说是在方城县四里店公社神林大队的。”改革开放不久,大家都习惯了公社和大队,一时改不过来。
“你舅舅对你那么好!”我有些羡慕。心想,如果自己有这样的舅舅该有多么幸福。只可惜,我的舅舅与我们家从不来往。说起来大舅还是亲舅,即便我母亲咽气,他也没有到场。
“俺家姊妹多,舅舅总是帮补我们。”说着,仰脸望了望高音喇叭:“你喜欢听李谷一的歌吗?”
“喜欢。”
“我也喜欢。我还喜欢听苏小明的《军港之夜》,还有那首是谁唱的《青春啊青春》?也很好听!”
“《青春啊青春》?关贵敏唱的呗,我也喜欢,朝气蓬勃!”
少兰侧身看了看我那满满的一碗饭,捋了下眼角的发丝,满脸疑问:“只喝玉米糁子,能吃饱吗?”
我羞涩地端起饭碗,装作一本正经地说:“早上吃得饱,不饿,一点都不饿,嘿嘿。”
十七八岁的男孩子,正是饭量大的时候。每逢星期五和星期六,口袋里的饭票就所剩无几,只能喝粥了。
“没饭票了吧?我借给你。”清淡淡的柳叶眉下,一双眸子传来无限的真情。
“有,有,真有。”说着,慌忙站起身,掏出几张饭票晃了晃。其实,掏出的都是一两的,看起来是不少。
“你的普通话很好听,同学们都喜欢听你朗读。”
“好啥呀。”不会河南话,我觉得这是我的缺陷。
“你不是咱这儿的?”
“生在鲁山,从小在东北长大,十二岁那年就搬回来了。现在都好几年了,口音一直改不过来。”一提口音,我便产生一种自卑感。
“不用改,东北口音很好听。外校老师来听课,史老师总是让你朗读课文,就是喜欢你的口音。”
“我不喜欢自己的口音。”口音不同,确实给我的学习和生活带来许多不便。
“你的作文写得好,我一提笔总感觉没啥写,以后帮帮我啊。”
“好啥呀。”
“全校几百学生,你获二等奖,还谦虚啊?!”
“碰巧啦,谢谢鼓励!”我朝她笑了笑。
同学们三五成群,拿着碗筷走出教室,向食堂走来。少兰瞥了一眼三五成群的同学们,扭过头来,认真地对我说:“别吃不饱,没有饭票我借给你。”回眸一笑,轻盈盈地向女寝室走去。望着她的背影,内心涌起一股股莫名的暖流。
班主任史耀庭和我一个大队,担任我们班的文科教师。我特别喜欢文科,成绩也名列前茅,但是,理科成绩却非常差,使我懊恼不已。或许理科老师每每在史老师面前提到我的原因吧,只要别的学生一捣乱,史老师就把一肚子火发到我身上。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是星期六,数学课堂有几个女生叽叽喳喳说笑,惹恼了数学老师。史老师知道后,课间操都没有上。史老师背着手,绷着黑青脸,走进教室,眼睛直盯盯地注视着窗户,大发雷霆:“今儿课间操不上了,我说几句。有的学生,上课说话不听讲,你成绩就是很好?家里的条件就是很好?你的父母把你们送到这里就是让你们来享福的吗?”声严色厉地训斥一通,下意识地“咯咯”微咳两声,觉得还不解气:“杨红伟。”
我应声起身:“有。”
每逢史耀庭老师发脾气的时候,我就很担心,极有可能迁怒于我。或许他厌恶我那破烂不堪的小大衣?或许他厌恶我那发型?或许他厌恶我那早熟的胡须?或许他厌恶我那拉音的东北话?或许……肯定是存有偏见,不容置疑。
“前边来。”我又该亮相了,慌忙离开课桌,走向讲台。
班里鸦雀无声,我茫然地站在讲台前。
“十二课背熟没有?”不等我回答,就喝令道“背一遍—-”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
“行了,”没等我背完,又下令停下,说“把第二段默写在黑板上,再逐字解释一遍。”
“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有一天,驴子叫了一声,老虎非常害怕,顿时跑的远远的,认为驴子将要吃掉自己,十分害怕…..”
幸好史老师教文科,文科是我的强项,无论文言文,还是作文,我都不怕。
史老师虽然让我丢尽了洋相,但始终拿我没办法。
那天晚自习,我掀开物理书做作业,发现里面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欣赏你的语文水平,数学再加把油。Mu friend。”那一课的页脚被特意折叠起来。我看了字条,既羞愧又激动,看了看四周的同学,把字条珍重地折叠起来,迅速塞进口袋。得到少兰的鼓励,促使我学好理科的信念更加坚定。
父亲已经四十九岁,身边只有我和弟弟。母亲走后,一家三口相依为命,过着清苦的日子。因此,父亲非常疼我和弟弟,唯恐我和弟弟受到一点点的委屈。知子莫如父,父亲知道我是个追求上进的学生。平时,我把零花钱都攒了下来,逢到星期天,独自跑到城里的新华书店,买一些数学参考资料,再看一场电影开开眼界。
又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父亲经不住我的软泡硬磨,给我五元钱。
我非常惬意,兴致勃勃地向城里的新华书店跑去,买好学习资料,迫不及待地来到电影院。
电影院人头攒动,闹闹嚷嚷,故事片《庐山恋》的海报赫然高挂在二楼的墙壁上,我看了看手腕那块勉强会走的海鸥表,离下场开演还有二十多分钟,我慌忙挤进了买票的人群。
我个子高,手里举着一块钱使劲往人群里挤,忽然,前边有个女孩子很生气地嚷嚷:“挤啥呀,挤。”
“啊,是少兰。你也来了?”我惊奇地望着她。
“是红伟呀,你也来看电影?”她显然很高兴。
“嗯。你自己?”我问。
“和王燕普,初三的。”
“行行,你出去吧,我帮你买。”说着,肩头一顶,我把一块钱递进售票口,买了三张票。
一张票两毛钱。少兰和王燕普都很不好意思,两人争着掏钱给我。我得意地笑起来:“都是同学,还客气啥?!”
少兰有些难为情,闪着动人的双眸对我说:“多不好意思啊,让你掏钱买票。”
“看你说的,我,我也经常来看电影。”说着,我们三人来到影院大门口的僻静处,躲避散场的人流。
“你爸爸对你很好,对吧?”她若有所思。
“当然了!看电影,我爹从不说什么。”我郑重地回答。
“你妈妈呢?”
“我妈妈去世好几年了。妈妈活着的时候对我管的特别严,自从妈妈没有后,父亲更加心疼我和弟弟。只要家里有钱,就给!”
“你爸爸真伟大!我听我舅说起过你爸爸,说他是一个大好人。”
进场了。
电影《庐山恋》曲折动人,侨居美国的周筠回国后,在庐山观光的途中偶遇耿桦,两人逐渐产生爱慕之情。银幕中美丽的庐山景色,周筠那时尚的服饰,耿桦那帅气的形象,真爱流露出来的亲吻,极大地触动了青年人封闭的心扉。
“你看—-”银幕中逼真的接吻镜头使得少兰和王燕普有些害羞和惊讶。
“耿桦真有福气!”我惊羡地喃喃自语。
“人家耿桦是清华的研究生呀。”少兰轻轻地对我说。
“研究生咋了,研究生就都有那样的福气啊?”我故意装作不在乎的样子。
王燕普歪着头,笑咯咯地插嘴对我说:“杨红伟,听少兰说你学习也不错,努力啊,考上清华。”
“得了吧,人家耿桦才貌双全,咱可比不上。”我说。
“哎哎,周筠是谁扮演的?”少兰打断话题,侧身问我。
王燕普没等我开口,不假思索:“张瑜,耿桦是郭凯敏扮演的。”
“真是郎才女貌!”她感慨。
“可是,周筠的父亲与耿桦的父亲曾是战场上的死对头,对他们的相处,双方父母都会产生顾虑。”我为影片主人公感到些许惋惜。
“四人帮粉碎了,现在都八十年代了,思想还那么不开放。”少兰低声对我说。
王燕普凑凑身,逗她说:“你不也一样封闭啊。”
“我才不是呢,我凡事都想得开!”少兰反驳道。
王燕普凑近少兰的脸庞,低声说道:“你不是说你喜欢……喜欢…..”
“喜欢啥?说啥呢?”少兰显然有些窘迫,像是追问燕普,又像是在打断燕普的话题。
王燕普神秘兮兮地指了指我,说道:“他像耿桦,你更像周筠。”
“咦—-你胡说啥呢?!”平素而又文静的少兰急得嗔怪起来。
“你们俩嘀咕啥呢?”我只装什么也没有听见,笑着问她们。
“去去,燕普放闲屁,啥也没说!”从少兰的责怪声中,我似乎感觉到她的的心在跳动。
多少天来,我沉浸在联想的幸福中…….
我是一个知难而上,不甘落后的学生。可是,无论如何苦学,理科成绩依旧掉队。或许,上天根本就没有赋予我聪慧的细胞。有些老师曾经这样总结:“文科好,理科差的,脑子笨但学习用功;理科好,文科差的,聪明但不用功。”细细想来,确实不错!
难熬的寒假过去了,春天来了,我换洗一身干净的衣服迈进校园。成群的小鸟似乎在迎接我的到来,叽叽喳喳飞来飞去,二门两侧绿莹莹的垂柳倒挂在树上,早春的新芽张开翅膀,伴随着柔柔春风,摆动着窈窕的身姿。班级里远远传来男生那熟悉的喧闹声和女生那脆甜的笑声。寂寞,没有了;等待,没有了。跨进教室门槛,不由自主地在同学中寻觅那文静而又美丽的身影,看见她,是寂寞的淡化,看见她,是等待的结果。
我抱着厚厚一摞书向我的座位走去。啊,同桌是她?
为了我的学习,寒假期间父亲不止一次地找到史耀庭老师,嘱托抓紧我的学习。史老师把我的座位向前提了三排。谁知道她竟然和我一个课桌,我热血沸腾,暗自庆幸。
少兰虽谈不上是唯一的校花,可她善良的品德,文静的心性,匀称的体型,令人心神不安,浮想连篇。去年刚开学的时候,班里的一个男生爱上了她,连续给她写纸条,那个男生不断的纠缠,使她非常反感,无奈之下,报告了老师。校长五十多岁,更是古板守旧,知道后非常恼火,决定把那个男生开除出校。后来,经过熟人说情,那个男生被调至二•一班。
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男生被调走后,我的心情却宽松了许多。
我惬意地坐在座位上,毫无次序地整理着自己的作业。
“你,你的作文写完没有?”少兰闪着大眼睛,注视着我。
“快了…..”
“今儿的作文,题目是《心中的歌》,从哪儿写起啊?”她理科不错,文科相对差些。
“这个‘歌’,不是唱歌的‘歌’,是理想的歌。在你的心目中,理想是什么?将来当科学家、歌唱家,还是电影明星?有什么理想你就写什么。”
“哦,对,对,是这样哦!可我也没有想过毕业后做什么啊。让我看看你的……”
“我写的不好。”说着,把草稿递给她。
她认真地读起来。
“将来你的理想是天文学家啊,真了不起!”她兴奋地看着我。
正在相互切磋间,后面窗户响起急促的“当当”声。坏了,被史老师看见了。史老师经常在后窗偷偷观察,发现同学之间交头接耳,就敲窗警示。
第二天语文课,史老师板着脸,“呃呃”微咳两声,眼睛又是直盯盯地望着窗户,头也不扭地说:“杨红伟—”
“有。”看来,史老师又该发脾气了。
“你和段国立调换一下座位。”段国立的座位在最后。
我再次被调到最后一排的角落里。
转眼,进入三月,校园蓝蓝的天,显得又高又远,在阳光的照射下,寝室旁挺拔的大杨树发芽吐絮,似乎像父亲一样质朴而又正直,花池里的鲜花犹如少女的唇瓣,在青草的衬托下,窈窕迷人。女生三五成群,手拿课本,嬉笑着飘然走过,校园里充满着青春的气息,使人心神荡漾,总感觉时间就像流星一样快,眨眼而过。
三月下旬,一连七八天,天上的乌云赖着不肯离去,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老师接到教育局来校检查的通知,七组和五组打扫卫生。我和少兰擦窗户,教室里四个窗户,要求里外两面都要搽干净,否则扣分。其他六个同学很快就干完,先走了。空荡的教室里,只留下我和少兰两人。
我负责端水,少兰专一站在书桌上认认真真地逐块搽试。高处够不着,只有像演杂技一样,把小凳子放在书桌上,站得老高去擦拭。那个板凳四个腿有些松动,左右一晃,她腿一抖,不好了,咔嚓一声摔了下来。恰好我在她身边,立马伸出胳膊,她直挺挺地倒在我的肩头上,左脚蹬翻一盆水,右脚蹬翻了小凳子,两块玻璃窗被小板凳撞个粉碎。
她颤颤地推开我的手,伸了伸湿漉漉的一条腿,站在课桌旁,注视着那撞碎的玻璃,吓得哭了起来。
“别着急,没事,没事。”我竭力宽慰她,她的胸部散发出风油精独特的香气。
“两块玻璃都烂了,史老师非点名不可。”
“别着急。咱买两块按上就是了。”我装作非常镇静的样子。
“一块得多少钱?”
“嗯—-”我想了想,对她说“最少得四五元吧。”
“啊,两块十元?!”她紧张起来。
“没事,你别担心,我买。”
星期一一大早,饭都没在家吃,我就跑到学校,直接叩开史耀庭老师的办公室,说明是我不小心弄碎了玻璃,甘愿赔偿。史耀庭本就对我存有偏见,加上又是一位思想古板,非常刻薄的人,绷着脸,头也不抬,吭吭两声,乜斜我一眼:“杨红伟,近来你干过多少好事?”
我低着头,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对。
“问你呢,你说呀。”从史耀庭恼怒的样子可以看得出,事大了。
“我没有干过好事,但也没有干过坏事。碰碎玻璃,是我不小心,我检讨。”我硬着头皮照实回答。
史耀庭非常反感地“嗯”了一声,站起身来重复道:“真的没干过坏事?”看来,他真对我存有偏见。
“总而言之,这几个星期,我确实没做过坏事!”我想了好半天,终于坚定地回答。
史耀庭怒不可遏,不容分说,抬起脚来蹬了我一脚:“包赔玻璃,今天按上,并且,在班上检讨!出去—-”
我悻悻地走出办公室,发现少兰低着头,神情呆呆地站在墙角里。
半个月以来,父亲满面春风,像换了个人,似乎老胃病也不疼了,整日在城乡之间跑腾。听大伯说5月9日那天,从北京寄来一封信,相当重要。父亲曾在辽宁锦州面粉厂工作,文革中遭到排斥才被迫丢掉工作。中央组织部的来信就是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的,父亲激动地期待着回音。趁着父亲高兴,回家一说那玻璃的事,也没有责怪我。中午时,拿着玻璃刀和一把卷尺来到学校,下午上课前就把玻璃就装好了。事后,听父亲说,那两块玻璃一共花了四元钱。
晚自习打开几何书,穆少兰给我留下一张字条:“红伟,对不起。你替我承担那么多,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希望我们的友谊长青。Friend Mu。”
回家后,心情烦躁不安,我决定给她写一封信,正式向她坦白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思。说写就写,拿出信纸,信心十足地写起来:“亲爱的少兰,你好。你不要想得过多,我能为你承担风雨,我感到非常高兴。星期六晚上,我在粮库门口等你,我有……”
写到这里,猛然间看见父亲不知何时已经站在身边,我的秘密全暴露了,立刻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父亲笑了笑,出去了。我感到羞涩不已,立刻撕碎了那封信。
五月,天越来越热,寂寞的暑假即将开始。史耀庭通知我,你被转校了。
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仰望窗外那挺拔的大杨树,似乎看到了父亲那伟岸的身影,可是,父亲帮不了我,孩儿辜负了您的一片苦心。
我的心被压抑到了极点,环视那留恋的教室,张望她那熟悉的座位,收拾好所有文具,默默地向街北走去,再见了,让我痛心的母校。
突然,朦胧中一个熟悉的身影伫立在储蓄所门口,直盯盯地望着我。是她,只有她,我快要哽咽了。
我走到她的身旁,像木头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唯有一肚子忧闷和委屈缠绕在心头。
我们俩站立很久,很久,我才慢吞吞地开口:“天黑了,你还站在这?”
“没事。”她似乎是犯了错的孩子“红伟,都怨我!”
“什么怨你?”
“别说了,红伟,我都知道啦。”少兰默默地说,泪哗哗的。
“你怎么知道的?”
“别问了…..”她竟然捂住鼻子哭起来“我和你一样,‘曾经帮助过我的人,永远都不会忘!’”
我抽了抽酸楚的鼻子,强作坚强:“你别乱想了,我什么也没帮你。只是我的理科成绩差,史老师早就对我有偏见。”
“以后,你去哪儿上学?”她语气急促,泪哗哗的大眼睛望着我。
“不知道。”我没有得到父亲的安排。
“那,那还能,还能再见到你吗?”她急不可待地追问。
“怎么不能呢?能,我会来找你的。”我一边劝慰她,一边从胸前的口袋里拔出一支钢笔,沉重地说“这是我才买的,送给你吧。”
少兰双眸盯着我,缓缓接过钢笔,弯下身从书包里捧出一本《四角号码词典》递给我,满眼含泪:“你用吧,我知道你最喜欢使用这个。”
“我也有一本,还是你留着用吧。”
“我知道,你那本太旧了,全是繁写字体。这本是新版的,简写字。我们,我们留作纪念吧!”她非常压抑,简直要哭出声来,掏出手帕转过身去,默默地擦起来。
“别再难受了,”我深情地看她一眼,双手接过那沉甸甸的词典,掀开扉页,借着微弱的路灯,上边赫然写着:“以你的胸怀,以你的毅力,还有我真诚的祝愿,你一定能够驶向理想的彼岸。Your closest friends赠。”
我用生疏的英文对她说:“Thank you,my friend!”
“我回家了……”她哽咽着,最后一句说的像是英文,我没有听清说的是什么。
望着她缓缓远去的身影,我的胸口像是镶嵌一块大石头,压抑的喘不过起来,终于,忍不住,哭了。一直哭着走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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