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末，农村土地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最大的变化。有了自己那二亩三分田，消极懒散的农民一下子焕发出无限的激情，生产队的大钟逐渐沉寂下来，劳力们整天忙碌在自己那块土地里。

　　父亲在部队落下的老胃病，二十多年来，不断地摧残着他那虚弱的身体。但是，父亲也想让我和弟弟过上与其他孩子一样的日子，他整天捂住胸口，忍受着无休止的疼痛，在外奔波。
　　生产队为了活跃经济，联合大队，由父亲牵头，带领同村的几个社员前往东北贩牛，一去就是一个多月。那段日子，父亲只好把弟弟留给奶奶照管。每逢即将下学的时候，我不得不暗自合计：今天中午做什么饭？
　　学校离家只有二百米。放学铃声一响，慌忙跑回家中，洗手和面。多么希望也像别的孩子一样，回家就能吃上一口现成的饭菜，但是，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我深深地理解父亲。
　　伯母成了做饭老师，抽出空就站在我的身边，笑呵呵地指点：“擀面条要少点水，多搅动，先把面搅成蒲穗，然后，手沾水，再用力和在一起，之后，盖在盆里墒二十分钟，擀出的面条筋道又不断。”
　　“墒二十分钟?”我不太明白。
　　“嗯。面不墒不筋道。要是烙油馍，就得多倒水，少搅动，把面和的软软的，油馍起层多，烙出来才好吃。”
　　“河南的饭做起来真费事！”
　　伯母笑笑说：“你都十四五了，再过几年，娶个媳妇，就不用你做饭了，呵呵。”
　　我脸红红的，不吱声。
　　

　　1982年秋季，按照上级要求，相继撤销村办的二年制初中，扩建乡办初中规模，统一全乡初中生，集中教学，并将初中二年制改为三年制。
　　我的骨子里渗透了北方的风俗习惯，环境的改变，给我的学习带来了不小的障碍。还好，初一的班主任是莫光辉，与我们是世交，在他的推荐下，我才得以到乡初中二年级就读。
　　乡初中坐落于张店乡南街路西。走进校门，大喇叭随风飘来《军港之夜》的优美歌声，校园绿树成荫，左侧是自行车停放处，右侧是一个偌大的操场，走进二门才是一排排教室。我和同村的张文艺、胡爱民、王福利被分在二年级二班。
　　母亲走后，我的个头随着岁数的增长，棉裤棉袄相继过时下岗，随之而来的是一件件破旧的单衣。天气冷，就多穿几件套在身上。也不知道爷爷从哪儿弄来一件蓝色小大衣，自己不舍得穿，送给了我。小大衣的前脸就像秋末的棉花地，处处绽放出白乎乎的棉絮。虽说破了点，穿在身上还是蛮暖和的。
　　贫穷的日子，阻挡不住我体内奔流的青春热血。我梳着大背头，穿着一件破大衣，一口轻柔拉音的东北话，招来老师异样的眼光和同学们的好奇。
　　或许我穿着破旧，或许我个子偏高，座位总是分在最后一排。
　　那天晚自习做完作业，我胡乱地收拾好书本，浑浑地抬起头，发现教室里只留下我和右前排的一个女生，她正痴迷地注视着我，两汪清水似的大眼睛一动不动，留露出无限的深情与甜美，我们的视线碰撞在一起，似乎是一种心扉的共振，我呆呆地停住了脚步。教室里静的出奇，我唯恐她听见我的喘息声。室外偶而传来的脚步声打断了这短暂的瞬间，她润脂般的脸庞骤然间泛起微微的红晕，微闭丹唇，扭过脸去，赶忙从抽屉拿出课本，默默地看了起来……
　　她叫穆少兰，中等个头，扎两条短短的小辫子，那件小领红花上衣和她的名字一样，从来没有换过，嫩白的玉颈下，领口扣的严严实实，软软的布料穿在她身上，显得整洁又朴素。蓝色直筒裤，方口黑布鞋，在她身上透露出女性文静典雅的东方美。
　　沉静片刻，只见她捋一下耳边的青丝，抬头睁开朦胧迷人的大眼睛，似乎郑重其事地问我：“我的风油精，你见没有？”
　　“什么，什么是风油精？我没见啊。”我有些诧异。
　　“下午，我，我放在斗里了，怎么就不见了？”嫩玉般的手握着一支钢笔，不经意地在她那红润娇脂的脸颊上轻轻摆动。
　　“你在找找。啥是风油精，我都不知道。”
　　“是一个好看的小瓶子。”她若有所思地望着我，似乎我知道那东西的下落。
　　“风油精是什么啊？”
　　“风油精能防止瞌睡，还能驱蚊虫哩。”她说着，在斗里翻找起来。
　　我想起来了，她身上曾经散发出一种奇特的清香气味，很可能就是风油精。我慌忙向前迈两步，说：“不会掉在地上吧？”
　　“找过了，没有。算了，不找了。”她又看了看我，捋了一下额头的青丝，坐下收拾作业。
　　我匆匆出了教室，向寝室走去。那一夜，我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她竟然认为我偷了她的东西？还是……不得而知，内心荡起无尽的涟漪，勾引出无尽的遐想。
　　

　　新校生活，陌生而又新鲜，似乎一切都孕育着无限的美好。可惜自己的家庭条件不好，过早地失去了母爱，父亲一个人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又当爹来又当妈。可怜的父亲，为了自己的孩子不比别人的孩子差，省下口粮，尽量给我多准备些白面，免得在学校忍饥受饿。
　　那天中午，我打上一碗亢稠的玉米糁，夹点咸菜放在上面，独自坐在大杨树下，侍奉那经常空碌碌的肚子。
　　忽然，寝室门口传来似曾相识的说话声。我应声望去，那人五十来岁，瘦瘦的身材，正和我们班的穆少兰说话。几乎与此同时，那人也看见了我：“伟，不认识我了？”
　　我愣了一下儿，眼前一亮，说：“咋不认识？！邹大夫，”慌忙站起身，迎向前去“是你把我的眼睛看好的，哪能忘了？”
　　“呵呵，两三年你还没忘？”
　　“曾经帮助过我的人，我永远都不会忘！”知恩不忘是我们的家训，我语气很坚定。
　　
　　时光倒回四年前，在一场眼病的折磨中有缘与邹大夫相识。
　　1978年夏末，我的眼睛越来越模糊，一见阳光，就流泪。
　　二姐的婆婆崔老太太，六十来岁，住在村中心的一所老房子里，是村上出了名的百事通。左邻右居谁家遇上了夜哭狼、孕育出生日期、龙胎凤女看性别、小病杂活，她都有办法。
　　父亲把我领到崔老太太家中，求她治疗。老太太看到我那双红肿的眼睛，嘴中不住地“啧啧”起来，慌忙戴上老花镜，一只手扶住我的额头，另只手绷开我的眼皮，惊讶起来：“咦—-你瞅瞅，眼皮里多少白点，孩子能不磨呦？”
　　“他妈走的时候正是六月天，孩子兴许是哭的了。”父亲挪了挪凳子，摸着我的头。
　　“啧啧，没妈的孩子，可怜呐，”老太太嘟哝着，慢腾腾地拿出一枚做针线活的小针，划根火柴，烧一下尖尖的针头，针尾余线牢牢地绕在食指上，慈祥地望着我，说：“乖，坐下，不疼，一挑就好啦。”
　　她翻开我的眼皮，嘣嘣地挑起来，我疼得难以忍受，失声大叫。
　　老太太看我叫的厉害，停住了针，对父亲说：“孩子是沙眼，里边都是小疙瘩，不挑可不中！”
　　“怪不得天一热，就害眼。”
　　“恁在东北那时候，天冷；咱这儿天热，就容易害眼。”老太太解释我害眼的原因。
　　“不挑可不中啊，乖，”老太太说着，又划根火柴，烧了下尖尖的针头，一只手捂住我的额头，哄劝我“来，孩子，再挑两下就行啦。”
　　我执意不再挑，父亲双手抱紧我的头，呵斥道：“别动！”
　　一针，一针，似乎刺入我的心，我大声尖叫起来。
　　双眼被执行了酷刑之后，当时减轻一点，过几天依旧不敢睁眼，一见强光就流泪，肿胀发磨，似乎越来越重了。
　　

　　大姑家住李村的社会主义新村。新村建在一道岭脊上，搬上去的住户，几年来相继死了好几个年轻人，大姑搬到新村后，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逢到连阴雨，一条胳膊就痛得抬不起来。人们传言新村的风水不好。那年秋末，姑父（姓李，名贵生1921.9.23–1980.10.20）从南山领回家一位江湖医生，那位医生自称擅长针灸，治疗疑难杂症有奇招。
　　一天午饭后，父亲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带我去姑姑家求医。我用手打着眼罩战兢兢地站在一旁，不知道又会用什么酷刑治疗我的眼病，心里发憷。那位江湖医生搬住我的肩头，仔细看了一会儿，说：“不敢见光，感觉发磨，是不？”
　　“嗯，见光睁不开眼，磨得可疼。”我眯缝着眼，看到那位江湖医生瘦瘦的身材，瓜子脸，五十来岁还没有胡须，上身穿一件板正的军干服。
　　“唉呦，你看孩子成啥样了，再怄（推）下去，书就念不成了，”江湖医生告诫了父亲，又问我“几年级了？”
　　“四年级。”我说。
　　“马上念初中哩，可不能耽误啊！”
　　“挑过一次，孩子嫌疼。其实，我也担心用针挑。”父亲对医生说。
　　“针挑？可不敢。炎症大，就麻烦了。”医生郑重地说着，站起身，示意父亲抱稳我的头，仰起脸。
　　我心里怦怦直跳：“疼不疼啊，咋治哩？”
　　那位医生微微一笑，语气淡淡地告诉我：“别怕，这不是用针挑，一点都不疼，呵呵。”说完，张开嘴对准我的一只眼睛吸起来。头两下没有痛的感觉，最后一下有些难以忍受，我紧张起来。只见他转身吐了一口紫黑色的鲜血，对父亲说：“你看看，眼睛里多少死血。”说着，张嘴对准我另一只眼睛，又是一口血。
　　姑姑赶忙端来一碗清水，那位神奇的医生漱漱口，搽搽嘴，脸上露出一丝轻松，对父亲说：“行了，再开一剂药方，”说着，掏出一支圆珠笔，不假思索地写出一剂方子，递给父亲：“到药铺配齐，打一斤白酒泡个六七天。一天抹两次，不出二十天，估计就好了。”
　　我慢慢睁开双眼，左右看了看，真神奇，竟然没有发磨酸痛的感觉了；望望外面，眼前的世界清亮了许多许多。
　　“眼睛轻松多了吧？”医生微笑着坐在我的面前。褪色的蓝色军干服，整洁板正，头上梳着十分讲究的三七分，瘦瘦的瓜子脸黑黝黝的，高高的鼻梁，稀疏的几根胡须不细看几乎看不见，嘴角两边的纹线就像一个大括弧，突起的喉峰伴随着他的讲话做出相应的动作。
　　“嗯，不磨了，也不觉得（光线）刺眼了。”我真高兴。
　　医生指指父亲手中的药方，告诫父亲：“这药，毒性强烈，只能抹眼圈，千万不敢弄进眼里。”
　　“怎么强烈啊？”我天真地问。
　　“怎么强烈？”那位医生神秘兮兮地重复了一句，慎重地告诉我“十几味中药，放进白酒里泡七天，假如把药水倒在铁皮上，不出三天，铁皮就会被钻出小孔！”
　　父亲既惊讶又高兴，一脸的兴奋劲，邀请医生到我家做客。
　　那位医生说：“不用了，给老姐的胳膊治好了，我还要到我大姐家。以后有机会一定去！”
　　“大哥贵姓？”父亲问。
　　“我姓邹。”好像怕我们弄不清楚，又解释道“不是周恩来的周，是邹家华的邹。老家是南山的。”
　　父亲很真诚，站起来握住医生的手：“我姓杨。有机会一定去马村坐啊。”
　　“一年三百六十天，三百天我都在外面转，肯定会去的！”
　　“不知你大姐家，住在哪儿啊？”父亲问。
　　“不远，鲁山城东刘庄的。我都一年没有去过了，趁这个机会去看看她。”
　　我是个好奇心很强的人。回家后，把那药水涂抹在铁文具盒上，几天后，本就光滑的铁皮，果然被腐蚀得粗糙不平，坑坑洼洼。
　　不到十块钱，令人痛苦不已的红眼病用简单的方法竟然彻底治愈。
　　父亲常常教诲我的那句话，铭记在心：“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永远不能忘！”
　　那一天晚饭后，父亲闲来无事，转到北街老张家，对爷爷谈起这事后，爷爷说出一堆让人似懂非懂的总结语：“人间轮回，祸福总有定数。与邹姓有缘，也是前生注定啊。”
　　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现在回想起爷爷说的话不无道理，今天在学校竟然遇到了邹大夫。
　　邹大夫满脸欢喜：“啊，好好，和你父亲一样啊。”
　　少兰扭过身来，闪动着大眼睛瞥我一眼，微微一笑，告诉邹大夫：“我们一班。”
　　“你们俩一班啊？”邹大夫重复一句，欣然地向我介绍“小兰是我的外甥女。”
　　四年前那短暂的治病奇迹，至今我记忆犹新。我顾不得多想，一边应承着，一边把碗放在砖头上，热情地说：“邹叔，您还没吃饭吧？我给你买饭去！”
　　没等邹大夫开口，少兰抢先回答：“我舅舅吃过啦！”
　　邹大夫微笑着扶住我的额头，认真地看了看，风趣地说：“我吃饭你就不用管了，哈哈。眼睛没事了吧？”
　　“这几年都没有害过眼，全好了。谢谢您呀，邹叔！”我拘敬地表示谢意。
　　“嗯，好好。我知道，”邹大夫黝黑的脸颊泛起惬意的笑容“去年在你家，我听你爹说了。”
　　“你去我家了？”我有些惊喜。
　　“你上学没在家。你爹是一位实在人。”
　　“嗯、嗯、是的，他对人特别真诚！”
　　“昨天我在段店了，今儿路过学校来看看小兰，下午赶紧回家。你们是同班同学，以后要相互照应啊。”
　　“行、行。”我看了一眼穆少兰。
　　邹大夫给少兰留下五元钱，起身回南山了。
　　
　　“你的声音，你的歌声，
　　永远印在我的心中，
　　昨天虽已消失……”
　　—–校园里高音喇叭传来李谷一优美的歌声，婉转的旋律在校园中回荡，整个校园充满阳光，充满青春的甜蜜。
　　少兰端着半碗饭站在大树旁，一只脚在树根旁蹭来蹭去，羞而含笑地说：“原来你和我舅认识啊？！”
　　“嗯，是的，是你舅舅把我的眼睛看好的。”
　　“你的眼睛怎么了？”少兰好奇地追问。
　　“原先，我的眼睛经常害眼。你舅舅说是沙眼。”
　　“我舅是有名的医生，很多奇怪的病他都能治好。”少兰向我炫耀，一股奇特的清香扑面而来。
　　“你舅舅为什么不开个诊所呢？”
　　“我也不知道，舅舅一年四季在外边给人看病，很少回家。”
　　“你舅舅好像是南山的吧？”
　　“我也没去过，我娘说是在方城县四里店公社神林大队的。”改革开放不久，大家都习惯了公社和大队，一时改不过来。
　　“你舅舅对你那么好！”我有些羡慕。心想，如果自己有这样的舅舅该有多么幸福。只可惜，我的舅舅与我们家从不来往。说起来大舅还是亲舅，即便我母亲咽气，他也没有到场。
　　“俺家姊妹多，舅舅总是帮补我们。”说着，仰脸望了望高音喇叭：“你喜欢听李谷一的歌吗？”
　　“喜欢。”
　　“我也喜欢。我还喜欢听苏小明的《军港之夜》，还有那首是谁唱的《青春啊青春》？也很好听！”
　　“《青春啊青春》？关贵敏唱的呗，我也喜欢，朝气蓬勃！”
　　少兰侧身看了看我那满满的一碗饭，捋了下眼角的发丝，满脸疑问：“只喝玉米糁子，能吃饱吗？”
　　我羞涩地端起饭碗，装作一本正经地说：“早上吃得饱，不饿，一点都不饿，嘿嘿。”
　　十七八岁的男孩子，正是饭量大的时候。每逢星期五和星期六，口袋里的饭票就所剩无几，只能喝粥了。
　　“没饭票了吧？我借给你。”清淡淡的柳叶眉下，一双眸子传来无限的真情。
　　“有，有，真有。”说着，慌忙站起身，掏出几张饭票晃了晃。其实，掏出的都是一两的，看起来是不少。
　　“你的普通话很好听，同学们都喜欢听你朗读。”
　　“好啥呀。”不会河南话，我觉得这是我的缺陷。
　　“你不是咱这儿的？”
　　“生在鲁山，从小在东北长大，十二岁那年就搬回来了。现在都好几年了，口音一直改不过来。”一提口音，我便产生一种自卑感。
　　“不用改，东北口音很好听。外校老师来听课，史老师总是让你朗读课文，就是喜欢你的口音。”
　　“我不喜欢自己的口音。”口音不同，确实给我的学习和生活带来许多不便。
　　“你的作文写得好，我一提笔总感觉没啥写，以后帮帮我啊。”
　　“好啥呀。”
　　“全校几百学生，你获二等奖，还谦虚啊？！”
　　“碰巧啦，谢谢鼓励！”我朝她笑了笑。
　　同学们三五成群，拿着碗筷走出教室，向食堂走来。少兰瞥了一眼三五成群的同学们，扭过头来，认真地对我说：“别吃不饱，没有饭票我借给你。”回眸一笑，轻盈盈地向女寝室走去。望着她的背影，内心涌起一股股莫名的暖流。
　　班主任史耀庭和我一个大队，担任我们班的文科教师。我特别喜欢文科，成绩也名列前茅，但是，理科成绩却非常差，使我懊恼不已。或许理科老师每每在史老师面前提到我的原因吧，只要别的学生一捣乱，史老师就把一肚子火发到我身上。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是星期六，数学课堂有几个女生叽叽喳喳说笑，惹恼了数学老师。史老师知道后，课间操都没有上。史老师背着手，绷着黑青脸，走进教室，眼睛直盯盯地注视着窗户，大发雷霆：“今儿课间操不上了，我说几句。有的学生，上课说话不听讲，你成绩就是很好？家里的条件就是很好？你的父母把你们送到这里就是让你们来享福的吗？”声严色厉地训斥一通，下意识地“咯咯”微咳两声，觉得还不解气：“杨红伟。”
　　我应声起身：“有。”
　　每逢史耀庭老师发脾气的时候，我就很担心，极有可能迁怒于我。或许他厌恶我那破烂不堪的小大衣？或许他厌恶我那发型？或许他厌恶我那早熟的胡须？或许他厌恶我那拉音的东北话？或许……肯定是存有偏见，不容置疑。
　　“前边来。”我又该亮相了，慌忙离开课桌，走向讲台。
　　班里鸦雀无声，我茫然地站在讲台前。
　　“十二课背熟没有？”不等我回答，就喝令道“背一遍—-”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
　　“行了，”没等我背完，又下令停下，说“把第二段默写在黑板上，再逐字解释一遍。”
　　“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有一天，驴子叫了一声，老虎非常害怕，顿时跑的远远的，认为驴子将要吃掉自己，十分害怕…..”
　　幸好史老师教文科，文科是我的强项，无论文言文，还是作文，我都不怕。
　　史老师虽然让我丢尽了洋相，但始终拿我没办法。
　　
　　那天晚自习，我掀开物理书做作业，发现里面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欣赏你的语文水平，数学再加把油。Mu friend。”那一课的页脚被特意折叠起来。我看了字条，既羞愧又激动，看了看四周的同学，把字条珍重地折叠起来，迅速塞进口袋。得到少兰的鼓励，促使我学好理科的信念更加坚定。
　　父亲已经四十九岁，身边只有我和弟弟。母亲走后，一家三口相依为命，过着清苦的日子。因此，父亲非常疼我和弟弟，唯恐我和弟弟受到一点点的委屈。知子莫如父，父亲知道我是个追求上进的学生。平时，我把零花钱都攒了下来，逢到星期天，独自跑到城里的新华书店，买一些数学参考资料，再看一场电影开开眼界。
　　又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父亲经不住我的软泡硬磨，给我五元钱。
　　我非常惬意，兴致勃勃地向城里的新华书店跑去，买好学习资料，迫不及待地来到电影院。
　　电影院人头攒动，闹闹嚷嚷，故事片《庐山恋》的海报赫然高挂在二楼的墙壁上，我看了看手腕那块勉强会走的海鸥表，离下场开演还有二十多分钟，我慌忙挤进了买票的人群。
　　我个子高，手里举着一块钱使劲往人群里挤，忽然，前边有个女孩子很生气地嚷嚷：“挤啥呀，挤。”
　　“啊，是少兰。你也来了？”我惊奇地望着她。
　　“是红伟呀，你也来看电影？”她显然很高兴。
　　“嗯。你自己？”我问。
　　“和王燕普，初三的。”
　　“行行，你出去吧，我帮你买。”说着，肩头一顶，我把一块钱递进售票口，买了三张票。
　　一张票两毛钱。少兰和王燕普都很不好意思，两人争着掏钱给我。我得意地笑起来：“都是同学，还客气啥？！”
　　少兰有些难为情，闪着动人的双眸对我说：“多不好意思啊，让你掏钱买票。”
　　“看你说的，我，我也经常来看电影。”说着，我们三人来到影院大门口的僻静处，躲避散场的人流。
　　“你爸爸对你很好，对吧？”她若有所思。
　　“当然了！看电影，我爹从不说什么。”我郑重地回答。
　　“你妈妈呢？”
　　“我妈妈去世好几年了。妈妈活着的时候对我管的特别严，自从妈妈没有后，父亲更加心疼我和弟弟。只要家里有钱，就给！”
　　“你爸爸真伟大！我听我舅说起过你爸爸，说他是一个大好人。”
　　
　　进场了。
　　电影《庐山恋》曲折动人，侨居美国的周筠回国后，在庐山观光的途中偶遇耿桦，两人逐渐产生爱慕之情。银幕中美丽的庐山景色，周筠那时尚的服饰，耿桦那帅气的形象，真爱流露出来的亲吻，极大地触动了青年人封闭的心扉。

　　“你看—-”银幕中逼真的接吻镜头使得少兰和王燕普有些害羞和惊讶。
　　“耿桦真有福气！”我惊羡地喃喃自语。
　　“人家耿桦是清华的研究生呀。”少兰轻轻地对我说。
　　“研究生咋了，研究生就都有那样的福气啊？”我故意装作不在乎的样子。
　　王燕普歪着头，笑咯咯地插嘴对我说：“杨红伟，听少兰说你学习也不错，努力啊，考上清华。”
　　“得了吧，人家耿桦才貌双全，咱可比不上。”我说。
　　“哎哎，周筠是谁扮演的？”少兰打断话题，侧身问我。
　　王燕普没等我开口，不假思索：“张瑜，耿桦是郭凯敏扮演的。”
　　“真是郎才女貌！”她感慨。
　　“可是，周筠的父亲与耿桦的父亲曾是战场上的死对头，对他们的相处，双方父母都会产生顾虑。”我为影片主人公感到些许惋惜。
　　“四人帮粉碎了，现在都八十年代了，思想还那么不开放。”少兰低声对我说。
　　王燕普凑凑身，逗她说：“你不也一样封闭啊。”
　　“我才不是呢，我凡事都想得开！”少兰反驳道。
　　王燕普凑近少兰的脸庞，低声说道：“你不是说你喜欢……喜欢…..”
　　“喜欢啥？说啥呢？”少兰显然有些窘迫，像是追问燕普，又像是在打断燕普的话题。
　　王燕普神秘兮兮地指了指我，说道：“他像耿桦，你更像周筠。”
　　“咦—-你胡说啥呢？！”平素而又文静的少兰急得嗔怪起来。
　　“你们俩嘀咕啥呢？”我只装什么也没有听见，笑着问她们。
　　“去去，燕普放闲屁，啥也没说！”从少兰的责怪声中，我似乎感觉到她的的心在跳动。
　　多少天来，我沉浸在联想的幸福中…….
　　
　　我是一个知难而上，不甘落后的学生。可是，无论如何苦学，理科成绩依旧掉队。或许，上天根本就没有赋予我聪慧的细胞。有些老师曾经这样总结：“文科好，理科差的，脑子笨但学习用功；理科好，文科差的，聪明但不用功。”细细想来，确实不错！
　　难熬的寒假过去了，春天来了，我换洗一身干净的衣服迈进校园。成群的小鸟似乎在迎接我的到来，叽叽喳喳飞来飞去，二门两侧绿莹莹的垂柳倒挂在树上，早春的新芽张开翅膀，伴随着柔柔春风，摆动着窈窕的身姿。班级里远远传来男生那熟悉的喧闹声和女生那脆甜的笑声。寂寞，没有了；等待，没有了。跨进教室门槛，不由自主地在同学中寻觅那文静而又美丽的身影，看见她，是寂寞的淡化，看见她，是等待的结果。
　　我抱着厚厚一摞书向我的座位走去。啊，同桌是她？
　　为了我的学习，寒假期间父亲不止一次地找到史耀庭老师，嘱托抓紧我的学习。史老师把我的座位向前提了三排。谁知道她竟然和我一个课桌，我热血沸腾，暗自庆幸。
　　少兰虽谈不上是唯一的校花，可她善良的品德，文静的心性，匀称的体型，令人心神不安，浮想连篇。去年刚开学的时候，班里的一个男生爱上了她，连续给她写纸条，那个男生不断的纠缠，使她非常反感，无奈之下，报告了老师。校长五十多岁，更是古板守旧，知道后非常恼火，决定把那个男生开除出校。后来，经过熟人说情，那个男生被调至二•一班。
　　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男生被调走后，我的心情却宽松了许多。
　　我惬意地坐在座位上，毫无次序地整理着自己的作业。
　　“你，你的作文写完没有？”少兰闪着大眼睛，注视着我。
　　“快了…..”
　　“今儿的作文，题目是《心中的歌》，从哪儿写起啊？”她理科不错，文科相对差些。
　　“这个‘歌’，不是唱歌的‘歌’，是理想的歌。在你的心目中，理想是什么？将来当科学家、歌唱家，还是电影明星？有什么理想你就写什么。”
　　“哦，对，对，是这样哦！可我也没有想过毕业后做什么啊。让我看看你的……”
　　“我写的不好。”说着，把草稿递给她。
　　她认真地读起来。
　　“将来你的理想是天文学家啊，真了不起！”她兴奋地看着我。
　　正在相互切磋间，后面窗户响起急促的“当当”声。坏了，被史老师看见了。史老师经常在后窗偷偷观察，发现同学之间交头接耳，就敲窗警示。
　　第二天语文课，史老师板着脸，“呃呃”微咳两声，眼睛又是直盯盯地望着窗户，头也不扭地说：“杨红伟—”
　　“有。”看来，史老师又该发脾气了。
　　“你和段国立调换一下座位。”段国立的座位在最后。
　　我再次被调到最后一排的角落里。
　　
　　转眼，进入三月，校园蓝蓝的天，显得又高又远，在阳光的照射下，寝室旁挺拔的大杨树发芽吐絮，似乎像父亲一样质朴而又正直，花池里的鲜花犹如少女的唇瓣，在青草的衬托下，窈窕迷人。女生三五成群，手拿课本，嬉笑着飘然走过，校园里充满着青春的气息，使人心神荡漾，总感觉时间就像流星一样快，眨眼而过。
　　三月下旬，一连七八天，天上的乌云赖着不肯离去，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老师接到教育局来校检查的通知，七组和五组打扫卫生。我和少兰擦窗户，教室里四个窗户，要求里外两面都要搽干净，否则扣分。其他六个同学很快就干完，先走了。空荡的教室里，只留下我和少兰两人。
　　我负责端水，少兰专一站在书桌上认认真真地逐块搽试。高处够不着，只有像演杂技一样，把小凳子放在书桌上，站得老高去擦拭。那个板凳四个腿有些松动，左右一晃，她腿一抖，不好了，咔嚓一声摔了下来。恰好我在她身边，立马伸出胳膊，她直挺挺地倒在我的肩头上，左脚蹬翻一盆水，右脚蹬翻了小凳子，两块玻璃窗被小板凳撞个粉碎。
　　她颤颤地推开我的手，伸了伸湿漉漉的一条腿，站在课桌旁，注视着那撞碎的玻璃，吓得哭了起来。
　　“别着急，没事，没事。”我竭力宽慰她，她的胸部散发出风油精独特的香气。
　　“两块玻璃都烂了，史老师非点名不可。”
　　“别着急。咱买两块按上就是了。”我装作非常镇静的样子。
　　“一块得多少钱？”
　　“嗯—-”我想了想，对她说“最少得四五元吧。”
　　“啊，两块十元？！”她紧张起来。
　　“没事，你别担心，我买。”
　　星期一一大早，饭都没在家吃，我就跑到学校，直接叩开史耀庭老师的办公室，说明是我不小心弄碎了玻璃，甘愿赔偿。史耀庭本就对我存有偏见，加上又是一位思想古板，非常刻薄的人，绷着脸，头也不抬，吭吭两声，乜斜我一眼：“杨红伟，近来你干过多少好事？”
　　我低着头，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对。
　　“问你呢，你说呀。”从史耀庭恼怒的样子可以看得出，事大了。
　　“我没有干过好事，但也没有干过坏事。碰碎玻璃，是我不小心，我检讨。”我硬着头皮照实回答。
　　史耀庭非常反感地“嗯”了一声，站起身来重复道：“真的没干过坏事？”看来，他真对我存有偏见。
　　“总而言之，这几个星期，我确实没做过坏事！”我想了好半天，终于坚定地回答。
　　史耀庭怒不可遏，不容分说，抬起脚来蹬了我一脚：“包赔玻璃，今天按上，并且，在班上检讨！出去—-”
　　我悻悻地走出办公室，发现少兰低着头，神情呆呆地站在墙角里。
　　
　　半个月以来，父亲满面春风，像换了个人，似乎老胃病也不疼了，整日在城乡之间跑腾。听大伯说5月9日那天，从北京寄来一封信，相当重要。父亲曾在辽宁锦州面粉厂工作，文革中遭到排斥才被迫丢掉工作。中央组织部的来信就是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的，父亲激动地期待着回音。趁着父亲高兴，回家一说那玻璃的事，也没有责怪我。中午时，拿着玻璃刀和一把卷尺来到学校，下午上课前就把玻璃就装好了。事后，听父亲说，那两块玻璃一共花了四元钱。
　　晚自习打开几何书，穆少兰给我留下一张字条：“红伟，对不起。你替我承担那么多，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希望我们的友谊长青。Friend Mu。”
　　回家后，心情烦躁不安，我决定给她写一封信，正式向她坦白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思。说写就写，拿出信纸，信心十足地写起来：“亲爱的少兰，你好。你不要想得过多，我能为你承担风雨，我感到非常高兴。星期六晚上，我在粮库门口等你，我有……”
　　写到这里，猛然间看见父亲不知何时已经站在身边，我的秘密全暴露了，立刻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父亲笑了笑，出去了。我感到羞涩不已，立刻撕碎了那封信。
　　五月，天越来越热，寂寞的暑假即将开始。史耀庭通知我，你被转校了。
　　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仰望窗外那挺拔的大杨树，似乎看到了父亲那伟岸的身影，可是，父亲帮不了我，孩儿辜负了您的一片苦心。
　　我的心被压抑到了极点，环视那留恋的教室，张望她那熟悉的座位，收拾好所有文具，默默地向街北走去，再见了，让我痛心的母校。
　　突然，朦胧中一个熟悉的身影伫立在储蓄所门口，直盯盯地望着我。是她，只有她，我快要哽咽了。
　　我走到她的身旁，像木头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唯有一肚子忧闷和委屈缠绕在心头。
　　我们俩站立很久，很久，我才慢吞吞地开口：“天黑了，你还站在这？”
　　“没事。”她似乎是犯了错的孩子“红伟，都怨我！”
　　“什么怨你？”
　　“别说了，红伟，我都知道啦。”少兰默默地说，泪哗哗的。
　　“你怎么知道的？”
　　“别问了…..”她竟然捂住鼻子哭起来“我和你一样，‘曾经帮助过我的人，永远都不会忘！’”
　　我抽了抽酸楚的鼻子，强作坚强：“你别乱想了，我什么也没帮你。只是我的理科成绩差，史老师早就对我有偏见。”
　　“以后，你去哪儿上学？”她语气急促，泪哗哗的大眼睛望着我。
　　“不知道。”我没有得到父亲的安排。
　　“那，那还能，还能再见到你吗？”她急不可待地追问。
　　“怎么不能呢？能，我会来找你的。”我一边劝慰她，一边从胸前的口袋里拔出一支钢笔，沉重地说“这是我才买的，送给你吧。”
　　少兰双眸盯着我，缓缓接过钢笔，弯下身从书包里捧出一本《四角号码词典》递给我，满眼含泪：“你用吧，我知道你最喜欢使用这个。”
　　“我也有一本，还是你留着用吧。”
　　“我知道，你那本太旧了，全是繁写字体。这本是新版的，简写字。我们，我们留作纪念吧！”她非常压抑，简直要哭出声来，掏出手帕转过身去，默默地擦起来。
　　“别再难受了，”我深情地看她一眼，双手接过那沉甸甸的词典，掀开扉页，借着微弱的路灯，上边赫然写着：“以你的胸怀，以你的毅力，还有我真诚的祝愿，你一定能够驶向理想的彼岸。Your closest friends赠。”
　　我用生疏的英文对她说：“Thank you,my friend！”
　　“我回家了……”她哽咽着，最后一句说的像是英文，我没有听清说的是什么。
　　望着她缓缓远去的身影，我的胸口像是镶嵌一块大石头，压抑的喘不过起来，终于，忍不住，哭了。一直哭着走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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