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廿九日，是母亲的忌日。预著此文，献给悲惨一生的母亲，愿其在天之灵安息】
河南的夏天，太阳把大地烤得热烘烘的，人间像是一个大蒸笼。所有的树木都懒洋洋地站在那里，似乎提示人们：别乱动，一动就出汗。东北在这个时候，不冷不热，玉米兴许才三尺那么高。
老人们说，今年天气好，小麦成熟的早。芒种前后，麦田逐渐变成了金黄色，粗壮的桔杆上挑着蓬乍乍的穗头，好像急着让人们来收割。常言道：紧趁的庄稼，消停的买卖。尤其是夏收，农民更是不分昼夜地忙。天气热燥，小麦成熟就在一天两天，一旦错过时机，麦籽就会散落。其次，如果没有及时收割，一场大雨就会导致麦籽生芽。麦子生了芽，磨出来的面粉则发黑发粘，酷似荞麦面，那就不好吃了。
抢收小麦，劳力工作量大，中午饭要吃点顶事的，比如烙油馍、捞面条、蒸馒头。这些饭，平时可是吃不到嘴里的。快到中午，家家户户的妇女们都忙着做饭。母亲要强，看着别人家女人都忙着做饭，自己也于心不忍。这天，我下学后，母亲正在和面，她说父亲出力大，今天烙饼馍。让我找来三块砖头，摆成三角形，把鏊子支在上面，下面填入麦秸，把鏊子烧热。放在鏊子上烙熟的饼，叫饼馍，吃到嘴里还挺劲道。
农忙十几天，母亲只完整的做了一顿饭。我一下学，就慌忙跑回家，赶忙按照母亲的指导，做一些我能做的事，等着父亲下工再做饭。因为东北与河南的饮食方式不同，做法也完全不同。刚到河南一个多月，我还没有学会擀面条、烙油馍。
母亲病情越来越重，已经完全不能下床。奶奶和父亲商议，说不定哪天就断气了，赶紧去外爷家坐坐。
玉米苗刚出地面的时候，农忙暂且告一段落。那天，父亲带着我和弟弟去看望外爷。
外爷名叫李明树，老家在南山脚下的袁寨村。外婆体弱多病，生育大舅和母亲兄妹二人。母亲五六岁时，外婆就撒手人寰。数年之后，外爷续娶，又育两子两女。
1968年，中苏关系恶化，大国战争一触即发。为了国家安全，林彪在鲁山的南山脚下征用大片土地，修建号称亚洲第一的军用飞机场。外爷成分不好，被迁往张官营乡大吴营村，距离袁寨村六十余里。那里丘陵起伏，乱石散布，土地贫瘠。在这个没落的家庭里，不幸接踵而来。六年前，继娶外婆也含笑九泉。
在大吴营的最北边，有一所孤零零的民宅，土墙草房，南北朝向，没有院墙，四面透风，看得出来，外爷家十分贫寒。
外爷听说是我们，激动得老泪纵横：“咦，是伟呀？”颤抖着双手，摸摸头，摸摸脸，又摸摸脖子。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我是在苦难中长大的孩子，从出生到现在，没有叫过一声外爷。这种亲，我不知道有多深，有多厚。
外爷一生三子三女。当下，外爷和三舅跟随二舅一家生活。大舅有本事，大妗子精明，他们家条件不错，单独住在北边的玉皇店，距离这里不到二里地。二舅端正淳朴，二妗子心地善良，虽然日子清贫，但夫妻俩相敬如宾，和和睦睦。三舅憨实本分，只知道干活，平时也不怎么多说话，20多岁了，还没有一位姑娘愿意嫁给他。二姨远嫁南山的一个农民家庭。三姨是一个既开朗又倔强的姑娘，由于恋爱遭到外爷的干涉，19岁那年服毒自尽。小姨死后，外爷悔恨交加，悲痛不已，整日伤心落泪，一双眼睛染上了眼睑缘炎。限于家庭条件，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最后双目失明。
二妗子身材高爽，衣着简朴，强壮得像个汉子，一双大脚足以诠释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村女人。抬头看见我们进屋，慌忙扔掉手中的活计，满脸笑容，又是让座又是倒茶，忙里忙外，微笑始终挂在脸上，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亲人的温暖。外爷一家人并没有因为母亲的病而责怪父亲。
二舅虽然与母亲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但二舅和妗子善良朴实，通情达理。他们体会到我们一家刚从东北回来，必定缺这少那。十多天后的一个早晨，二舅骑自行车走了七十多里，给我们送来一口大锅，一袋子粮食。
同父异母的弟弟来看望自己，母亲的脸上露出一丝温馨的笑容。
二舅望着母亲那干瘦的面颊，惊讶地说：“姐，姐，你咋病成这样了？！”兄妹久别又重逢，目睹此景更伤情。
“海涛（二舅），姐寻思着今生今世都见不到你们了。”二舅的到来，母亲并不是显得很激动。其实，在母亲的内心深处，她认为她与大舅是亲兄妹，感情最亲最近。二舅并不是她最渴望见到的亲人。然而，她认为最亲最近的人，并没有第一时间来看她。
“姐，你说的是啥话？现在回来了，咱慢慢治。”
“都是我的命不好。当闺女时，昏死到磨道里，要不是咱爸知道的及时，早就没命了。”曾听母亲讲过，母亲16岁时，继母来到家中，连续又生了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家庭负担就大了起来，为了操持家务，只有告别学堂。有一天，母亲又在推磨，突然晕死过去。
“姐，别想那古辈子的事了。我才不信命哩，有病就看。”
“海涛，姐不行了，看也没有用。肺结核治不好。”这一年以来，母亲把死亡看得很平淡。
二舅坐在床边，劝慰母亲：“姐，你不要胡思乱想了。县医院条件好，还是去住院治疗吧。”
父亲提一桶水走进屋里，接过话说：“初四那天我去医院了。医生说，下一星期才能腾出床位。”
“住院白花钱，病也难治好。”母亲的脸色很难看。
二舅擦去眼泪：“姐，你别多想，只管住院治疗，没钱我们都想办法。”母亲有些感动，呜呜地哭起来。
不知又过了多少天，大舅的身影出现在我们家门前。母亲看见自己朝思暮想的亲哥，泪如泉涌，失声痛哭：“哥呀，你咋才来啊？”大舅安慰母亲几句，扔下20元钱，推说自己还有事，就急匆匆地走了。
母亲看着大舅离去的背影，一种失落的感觉骤然涌上心头。十二年来，无时无刻的思念，如今亲眼见到了哥哥，可是，哥哥连十句话都没有对自己说。母亲绝望了，也淡定了，她闭上眼睛，静静的躺着。此时此刻，谁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从她眼角涌出的泪水，知道母亲是多么的伤心！
五月中旬，母亲住进了县医院的传染科。
一个月过去了，母亲的病情也没有好转的迹象，在东北卖房的六百元钱也花光了。医生指着X光片告诉父亲，母亲已经到了肺结核的后期，只有回家慢慢静养。李俊（表嫂）也说：“咱的条件也不宽裕，再住下去，真的没有意义。”眼看着母亲越来越重，现在就出院，父亲于心不忍。母亲知道自己的病情，拒绝治疗，要求出院。
病友也来劝父母：“如果回去静养，有个偏方，不妨你试试。俺邻居也是肺结核，好几年啦。他用马齿菜煮鸡蛋，治好了。”父母知道，那只是一种巧合。
不知道这个病友患的是什么病，也住在传染区。只知道她的丈夫姓张，家住河南楼张村。住院期间，如果父亲不在，她们没少照顾母亲。母亲去世后，她成了弟弟的干妈。这是后话。
在医院，又住了一个星期，母亲被抬回了家。
公历1977年7月15日，农历五月二十九日。一大早，父亲像往常一样，习惯地走近母亲的床边，轻轻喊两声，母亲没有像以往一样微微睁开眼睛，表情很坦然，像是在甜甜的熟睡。父亲有些紧张，又喊两声，依然没有动静。把手伸到母亲的鼻子前，母亲已经咽气了。母亲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守护在她的跟前，走的是那样孤单，那样平淡。从母亲那安详的表情里，说明母亲没有一点怨言，深知自己早就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不能再继续拖累这个艰难不堪的家庭。从此，母亲摆脱了病魔对她心灵的吞噬和肉体的折磨。
我嘶哑的哭喊声惊动了伯父，惊动了四邻。表哥们闻讯赶到，拉起来悲痛万分的父亲。
哭声和叫声交织在整个院落中。在伯父和姑父的安排下，奶奶从箱底取出早已预备好的寿衣，给母亲梳妆换衣。
那年，我十二岁，弟弟五岁。母亲生前没有女儿，只有姐姐为母亲梳头洗脸。大姐（伯父家的大女儿）小心翼翼地为母亲梳理那凌乱的长发，让她远离烦恼；二姐（伯父家的二女儿）端来一盆清水，我为母亲轻轻洗去阳间的所有伤痛。
大来哥（二表哥）和小来哥（三表哥）眼中含着泪，给母亲更换寿衣。我扶住母亲的胳膊，哭泣着呼唤母亲：“妈，不要怕，给你换新衣服哩。”母亲惨白的躯体如同一捆僵硬的树枝，惨不忍睹。此时此刻，母亲的灵魂似乎就在屋内漂荡，不肯离去。她不愿意为难我和父亲，在众人的喊声下，母亲的关节逐渐伸曲灵活，任凭人们的摆布。母亲的灵魂在哭泣，她舍不得撇下我和弟弟；母亲的灵魂在徘徊，她还没有看到亲哥哥的到来。
说来也巧，就在这一天，大伯去鲁山县城办事，在城门口恰巧碰见大舅，征求大舅的意见。大舅淡淡地说：“那就处理后事吧。今天我还有事，也去不成。”不知道母亲的灵魂是否能够听到她亲哥的这番话。假如能够听到，肯定要放声痛哭。我只能告慰母亲：不哭，因为你还有两个儿子！
报丧的人飞速前往外爷家，二舅闻讯，匆匆来到我家，痛不欲生。
母亲换上深蓝的寿衣，被众人抬到铺满麦秸的地铺上。头前放一张方桌，上面点一盏油灯，用灯光照亮母亲进入天堂的道路。上面又摆了一只整鸡，赠给阎王，帮母亲开脱阳间的罪与过。
我头围一尺白孝，腰束一条麻匹，眼泪模糊，跪卧在母亲身旁，为母亲守孝，等待她的亲人们赶来，再看她最后一眼。
家中四壁空空，没有木材，父亲东挪西凑，给母亲做一口薄棺。有人说：在另一个世界里，白色的棺木是草房，油漆的棺木是瓦房。母亲临死也没有住上瓦房。其实，只要一桶油漆，母亲就能住上瓦房。
风水先生把母亲的墓址选在大队的炸药厂旁边。那里绿树成荫，砂质疏松，清澈的小河，潺潺的水声，向东南缓缓流去。母亲就长眠在小河的东岸。母亲过早地走了，她走的时候还不足40岁。
为了纪念母亲，尽最后一点孝心，前三天按照当地的习俗，姐姐和二哥陪伴我到母亲的坟前送汤送水，是他们充实了我那颗空虚而又胆怯的心，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血脉相通的亲情。在随后的日子里，两个姐姐忙于生计，没有机会再陪我去母亲的坟前。我只有祈望二哥能为我壮胆。但是，伯父以打铁为生，二哥下学就得抡起大锤，拼命干活。父亲肝肠寸断，可怜我年幼无知，亲自领着我，到母亲坟前祭奠。
我的眼睛哭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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