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喘着粗气,有节奏地向南飞驰。
我和弟弟无忧无虑,在座上嬉戏。不抽烟的父亲偶尔也掏出香烟,放在嘴边闻了闻,又装在盒子里,坐立不宁。站起身凝视着窗外一飞而驰的景色,满目的彷徨,无尽的矛盾,猜不到他的内心究竟在想什么,或许是留恋那十二载的吉林,艰难和屈辱历历在目,永生难忘,或许是憧憬那思念已久的家乡。
母亲身上盖着父亲的黄大衣,靠在深绿色的座椅上,眯着眼似睡不睡。右手紧握着装满干粮的帆布包,唯恐被贼偷去似的。瘦长的脖颈就像一丛电缆,机械地连接着头颅。对面旅客的谈笑声她似乎没有听见,熏呛的香烟味她似乎也没有嗅到,母亲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去作多余的事,形同泥塑木雕。旅途三天,母亲没有多说几句话,困乏使她萎靡不振,多是在静静地闭目养神。然而,她从来没有提及过自己曾经做过什么美妙的梦,她的大脑已经苍白,似乎脱离了红尘,不问世间喜和忧。
昨天中午,在永定门车站倒车(换乘车辆),足足逗留一个下午。北京是我从小就向往的地方。好不容易来到北京,真想去天安门看看,母亲愁眉苦脸,执意哪也不去,独自看着行李坐在一个商店的门口。我沮丧的情绪从心底漫到脸上,只好跟父亲在车站附近兜圈子。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全国各地被迫害者纷纷涌向北京上访告状。据说京城设立了多处信访接待室。车站广场熙熙攘攘,站台边停满了接待上诉的小轿车。接待人员看到我们一家凄惨的情景,上前询问:“你们是来上访的吗?”母亲抬头望了望那人,摇摇头。母亲没有冤屈,只怨自己的命苦。工作人员微微一笑:“好吧,在北京好好转转。”母亲依旧没有吭声,只管呆呆地靠在水磨石墙壁上。母亲没有心思去仰观对面的摩天大厦,没有心思去观看车水马龙的交通景象。看得出,只有迈进自己的家乡,母亲的内心才会舒坦些。
列车似乎理解父母急切的思乡情绪,憋足劲,“哧–哧—”喷射出两束白雾,冒着黑烟,怒吼着飞驰在京广线上。铁路旁的老柳树像是年过半百的老人,瞬间被甩的无影无踪,绿油油的原野和寂寞的村落悄然转向远方。驶入黄河大桥,父亲叫醒我:“这就是黄河,离家不远了。”
我揉了揉眼睛,兴奋地站起来,向窗外望去,大桥的三角钢架一闪而过,宽阔的黄河像成群的绵羊,在初升太阳的照射下,黄灿灿的河水缓缓向东流去,波澜壮观。
列车渐渐慢了下来,缓缓钻进楼台林立的中原都市。
“各位旅客,列车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郑州车站,请各位旅客检查好自己的行李物品,做好下车准备。郑州是个大站……”广播里传来甜脆的声音,母亲微微睁开眼睛,向窗外望去,一丝兴奋瞬间掠过她的眉梢。
胖乎乎的乘务员大声招呼:“终点站到了,检查自己的行李,准备下车。”拥挤的车箱里开始躁动起来,旅客向车厢两头挤去。父亲背起行李抱着弟弟,我拉着母亲,挤在下车的人群中。
站台上,人流匆匆。父亲领着一家人撤出人流,径直朝出站口的反方向走去。两名警务人员斜插过来,大声吆喝:“哎、哎,从那边出站!”
父亲慌忙搪塞一句:“啊?从那边。”
一个身着铁路服的胖女人朝我们看一眼,指着我们:“去哪儿的?”
“同志,去鲁山的车在哪?”父亲应付道。
“车票呢?”胖女人扭动着胖胖的大腿,走到我们跟前。胸前挺着两个大奶子,把衣角撑得直往上掂。
父亲犹豫一下,掏出车票递给胖女人。
胖女人接过车票看了看,乜斜着眼睛,带着嘲讽的口吻询问:“你们的车票到保定,怎么坐到郑州了?”
“啊、啊,哎呀……”父亲支支吾吾,赧(nǎn)然不安。
“啊什么?加倍补票。跑,往哪里跑?”胖女人薄薄的嘴唇,一开口像刀子一样厉害,扁平的鼻子下生了一个豆大的黑痣,跟随着薄唇在抖动。
母亲赶忙陪着笑脸说:“妹子,我有病,钱花光了也没有治好……您就行行好吧。”
胖女人瞥一眼身旁的母亲:“别套近乎!有病坐车就不买票了?”胖女人蛮横地推搡起父亲:“走,走。去补票。”
办公室里站着五六个人,像是在开批斗会,个个低着头。一个二十来岁的工作人员正记录着什么。那小伙子戴一副近视镜,看上去非常温善。父亲强着头皮走到小伙子跟前,说:“我们是在东北逃荒回来的,没钱买票。您抬抬手,我们就能出站!”
“我有啥办法?”小伙子头也不抬,若无其事地说一句。
“同志,我爱人有病,人快不行了,给个方便吧?!”父亲指了指母亲。
“车站又不是医院,同志。”小伙子抬头看看,心平气和地对父亲说。
“是的。可是,我们家确实有困难。”
“是什么地方的?”
“鲁山。”
小伙子“哦”一声,抬头望了望骨瘦如柴的母亲,停顿了一会儿,说:“鲁山哪的?”
“城北。”父亲说道。
“五里堡你知道吗?我老家就是那儿的。”
“咱是老乡啊。知道,城东不远。”父亲非常高兴。
“来,我对你说,”小伙子站在门口,往东边指指,对父亲说:“你出门靠左,第一个门,那是客运办公室。客运主任是个女的,你找她说明情况。一定能成!”
阴霾的天空中似乎出现一道曙光,父亲连忙道谢,急匆匆走出门外,我小跑跟在后边。
拐过一道墙角,进入一个房间。办公桌内坐一位端庄大方的富态女性,黑亮润秀的发丝,白皙微胖的圆脸,酷似普度众生的观音菩萨。
女主任身着整洁得体的深蓝制服,正在伏案办公。
“同志好,您忙着呢?”
听见有人说话,女主任抬起头,伸出美玉般的手,指指靠墙的沙发,说:“进来吧。坐,有事么?”女主任慢悠悠放下手中的钢笔,微微含笑,态度和蔼,柳叶眉蕴含亲人般的温暖,一双大眼睛犹如晶莹剔透的翡翠,流露出无尽的聪慧。
“同志…..”父亲一时说不出话来。
“坐下慢慢说,别着急!”女主任端详了一下父亲和我,和蔼地对父亲说。
“我是复员军人……”父亲镇静一会儿,掏出《介绍信》,双手递给女主任。
女主任接过《介绍信》,粗略地看一遍,问父亲:“你有什么事?”
父亲看了看我,对女主任说:“孩子他妈有病,钱已经花光了,哎….”
“嗯,你说。”
“六五年逃荒到东北,爱人得了肺结核,现在钱也花光了,人也不见轻。眼看一把骨头就要扔在东北,现在迁回鲁山老家,路费确实拿不出来,请求政府帮忙。”
“嗯?!”女主任凝视着办公桌上的盆景,没有表态。
“我的车票买到保定,到咱们车站下车,就被……”
女主人站起身,语重心长地说:“有困难可以提出来,不买票是你的不对!至于你说的情况,还需要核实一下。”
“我说的全是真的。我爱人就在那屋哩。”
“嗯,让她也过来。”
父亲推推我:“去把你妈叫来,让你姑姑核实一下。”我答应着跑出门外。
一会儿,我拉着妈妈和弟弟走进办公室。
女主任看到母亲感到很惊讶,犹豫片刻,果断地对父亲说:“我给你开个信。”女主任坐下来拿起笔,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介绍信,快速地写起来。她娴熟的笔法犹如美女簪花,圆润的字体和人一样端庄丰满。
母亲走前几步:“谢谢你,你的大恩大德,我们一家永远忘不了。”
“不要说了。”女主任放下笔,站起身来,拿着介绍信,对母亲说:“你们去吧,拿着这张介绍信直接到鲁山,不用买票,一路畅通!”
父亲接过介绍信,上面签名,曲映兰。父亲接过那张珍贵的介绍信,激动不已:“谢谢曲主任,谢谢,这样麻烦您……”
母亲在办公桌前,双手作揖(yī):“您的大恩大德,我们永生难忘!”
曲主任望着母亲的情形,怜悯之心油然而生,抬腕看看表,说:“不用谢。十点二十九分的车,现在九点十分了,再等一个钟头就该进站了,你们先去夜市吃点东西吧。”
父亲眼圈红红的,百感交集:“曲主任,怎样报答你哩?”
曲主任微微一笑,细润的声音却铿锵有力:“不用报答,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职责。去吧,有难处只管找我!”
当检票员看到这封介绍信时,用异样的眼光看看父亲,说:“这封信比车票还厉害!”
下午一点到达鲁山车站。走进站台,听见的第一句就是操着浓重方言的叫卖声:“花米台儿,一毛钱二十。”树荫下一个清瘦的老汉,面前放一个箩子,里面装满像乒乓球一样的东西。我从没见过这种东西,父亲告诉我:“那是花米台儿。”
回到了家乡,母亲心情好了许多,喜形于色,对我说:“大米加热膨胀后,就变成了大米花,再用糖稀做成圆球。”
“大米做的,很好吃吧?”
“当然好吃了!”母亲微微一笑。
父亲看看我,知道我想尝尝鲜,掏出五分钱买了十个,吃起来确实香甜酥松。
一家人有说有笑走下站台,不由自主地朝南走去,父亲左右观看,百感交集:“十几年前,鲁山没有火车站,现在大变样,真就认不出来了!”
鲁山火车站隶属焦枝线,是4001战备保密线。据说,1969年秋,周总理对孔庆德将军说:“焦枝线铁路一天不建成,毛主席就一天睡不着!”为了保证大西南的安全,让毛主席睡好觉,孔将军从鄂豫两省调集百万民兵。军民群情高涨,挑着筐子唱着歌,工地到处挂满了标语:“修好战备线,埋葬帝修反!”一年之后就通了车。我们离开鲁山三年之后才开工建设,难怪鲁山变化大,父亲认不出。
走到丁字路口,东西是一条宽敞的大街。母亲站在路口向西望了一会儿,对父亲说:“那是汽车站吧?!现在和原来大不一样了。”
“嗯、嗯,是的。”父亲指指路牌,对母亲说:“这就是人民路,咱们一直往西走。”
地球似乎是个千变万化的魔术师。农历的三月,东北仍是冰天雪地,中原却暖意洋洋,寒气一扫而去。湛蓝的天空飘着几朵白云,白灿灿的阳光撒给人间无私的温暖。路边的毛白杨兴奋得忘乎所以,笑掉了绒絮,吐出肥嫰的绿叶。街上行人纷纷穿上了单衣,灿烂的笑容挂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我兴致勃勃的跑在父母的前面,感觉身上粘粘的,脱下棉袄搭在肩上。
父亲脸色红润,眼角洋溢着喜悦,任凭我和弟弟撒娇嬉闹。母亲似乎没有感觉到热,身上仍旧穿着父亲的黄大衣,步履蹒跚的走在后边,兴趣泛然地浏览这阔别十二年的家乡,她那干瘦苍白的脸庞露出久违的红润。母亲在回忆,在微微陶醉家乡的这一切。
朝西走了二百多米,路北耸立一栋两层的大楼—八一商店,浅蓝色的水磨石墙壁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发光,玻璃窗与湛蓝的天空相映成辉,朵朵白云从深蓝的玻璃窗中飘过,东西两个大门人来人往,进进出出,热闹非常。大楼西侧是偌大的广场,广场最前面是篮球场,里面是人民影剧院,门前人头攒动。广场向南是另一道大街—向阳路,宽敞平整的柏油路,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两旁的毛白杨,像是在极力摆脱喧闹的人流,弯曲着身子,把葱绿的枝头伸向大路,形成了一道天然的遮阳网。
父亲感慨万千,转身对母亲说:“原来这条路上只有广场和剧院,现在都盖成房子了。”
“才十二年,变化多大啊!?”母亲也感叹不已。
我指指东南角的大楼,问父亲:“那儿还有个大楼,三层的。”
父亲凝视片刻,说:“国营旅社,好像原先也没有。”父亲指着路西的邮政局,接着说:“邮政局也是新盖的。原先的邮政局在城门口。”
“爹,咱们什么时候去东北了?”我充满好奇。
“66年。就是你一岁的时候。”
走出繁华的闹市,行走在田间蜿蜒的小路上。绿油油的麦田在春风的吹拂下,像是微波荡漾的天然湖泊,村中青翠的大树遮蔽了整个村落,犹如湖泊中的一块仙岛,只能欣赏到它的轮廓。越过两个村庄,一条气势磅礴的巨龙由南向北横卧在一道岭上,那是许昌地区(原属许昌,后属平顶山管辖)著名的灌溉渠。灌溉渠以昭平台水库干渠旁的王庄为起点,以马村为中心,与村北的李村、白象店相连接,延绵十余里,可以轮流灌溉上游五个村庄上万亩的农田。在灌溉渠两侧的扇形坡地上,大片的油菜已经含羞绽放,一片金黄,像是那条巨龙展开的两扇翅膀,跃跃欲试,随时就要腾飞。蜜蜂嗡嗡地唱着歌在这个金黄的世界里飞来飞去,似乎是为一场大型舞会正在做着前期的排练。
“到了,前面那个村子就是咱的老家!”父亲指指岭西的第一个村子。
看不够的田园景色,不知不觉来到村头。村中主街道径直通向村东的大路。街道南侧是茂密的桐树园,枝头吐绿,青翠欲滴。桐树园西边是四队的菜园,路边土渠里清澈的水流缓缓流向绿油油的菜园之中,三个老农正拿着锄头忙活。路北是零散的住户,门前几个老人正在闲聊。其中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看到来人,定睛端详好一阵子,惊讶地站起来:“咦,这不是水吗?回来了?”
进村向西300米的路北侧是一块宽阔的场地,那里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火窑,周围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绿树葱葱,碗口粗的桐树含苞待放。紧挨着火窑的北面,一个高大气派的拱形大门映入眼帘,大门右侧是一个土堆的舞台,那就是大队部。伯父住在大队部的东侧,与大队部仅一家之隔。伯父有一手打铁的好手艺,作坊就设在家中,整天“叮当儿,叮当儿”的打锤声,站在大队部的院子里就能听得清清楚楚。
伯父家的房子在旧社会曾是地主的麦场。1950年土地改革,解放军把麦场的三间草房分给了姑父。后来,爷爷在邓县逃荒回来,姑父又把三间草房转给了爷爷,从此,爷爷在此落户扎根。
我们回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伯父家。伯父和伯母拐过墙角,前来迎接。伯父走在最前边,五十来岁,高高的个头,魁梧的身材,黝黑泛红的方型脸盘,脊梁微微弓起,炯炯有神的一双眼睛告诉我,伯父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伯父乐呵呵地抱起弟弟,转脸埋怨起父亲:“你们回来也不先写封信,我去车站接你们。”
不知道父亲是在哽咽,还是过于兴奋,眼圈红红的,半天也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离乡的游子,漂泊的艰难,31岁流离东北,像是一个迷失了方向的孩子。光阴似箭,回到亲人面前,人已年过四十,满腹的苦水一时间不知从何说起。
伯母个头瘦小,笑眯眯地从伯父身后走过来,看看我又看看弟弟:“娃,娃,可这么大了,嘿嘿。”
母亲苦笑着和伯母打招呼:“嫂子—-”
伯母仔细打量面前这个似曾相识而又不敢相认的瘦弱女人,惊讶之余脱口而出:“咦,伟他妈,你咋瘦成这样了?”伯母被母亲的情形惊呆了,站在那里不住地咂嘴。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这就是十二年前身材匀称,爱说爱唱的弟媳?
“先不说吧,回家!”伯父的话使得伯母从惊讶中回过神来。伯母感到有些不自然,慌忙接过母亲怀中的黄大衣,刻板地拉住母亲的手,一同回家。
从伯父的眼神和伯母的表情里可以读懂,伯母是一个心底实诚,逆来顺受的农村女人。
听说我们回来,爷爷和奶奶迎出家门。奶奶不住地沾眼睛:“在东北不回来,娘惦记你大哥(指伯父);从东北搬回来,瞅不见你和长申,娘整夜都睡不着。”奶奶说着,激动得哭出声来。
父亲扶着奶奶,语气沙哑,安慰奶奶说:“娘,我们这不是回来了嘛,咱们团聚了,别哭了!”
奶奶抽泣着说:“我的儿啊,我是高兴啊?如果长申一家也回到我的身边,我就放心了。”
伯父劝奶奶说:“他在东北有工作,是国家的人,你不用老是操心。”
外面“蹬、蹬、蹬”跑进院里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笑嘻嘻响亮地叫父亲:“爹,你回来了?!”
“庆?”父亲转过身,眼前一亮,端详跟前这个小伙子。只见他个子不高,瓜子脸,一双闪亮的眸子里注满了机灵,从他调皮的表情里看不出一丝的拘束。他就是伯父身边的独苗,叫杨留庆。在堂兄弟排行中,占老二。叔叔家的大印属牛,排行老大、二印属龙,排行老三、红印属马,排行老五。我排行老四,我弟弟红军属牛,排行最小。
二哥比我大三岁,伯父37岁时,才有二哥,因此,伯父和伯母对他疼爱有加。几年来,两个姐姐相继出嫁,二哥在伯父眼里更成了心肝宝贝。伯父是远近闻名的铁匠,虽然不是腰缠万贯,家境还算富裕。可以说,二哥的条件让同龄羡慕。
父亲感叹不已:“我在家的时候,你才这么高。”父亲笑着,伸手比了比。
伯母美滋滋地注视着自己的儿子,说:“有苗不愁长!”
母亲扶住凳子坐下来,指指身边的哥哥,对我说:“伟,那是你哥。连句话都不会说,看你哥多能(聪明)。”
伯母笑着指指我和弟弟,对哥哥说:“那两个都是你弟弟,带他们在院子里玩吧。”
伯父家的院子好大,座北朝南三间半土墙草房。矮矮的房子,簸箕大小的窗户,里屋暗暗的几乎没有一丝光线,所有的客人只有坐在外屋。后来才知道,河南人注重外表,里屋是卧室,总是乱糟糟的,外屋是接待客人的地方。
屋门西侧盖一间简陋的小房子,坐东朝西,是厨房。房前种了一大一小两颗枣树,像是两个弟兄伫立在门前站岗。淘气的二哥蹦起来抓住树杈荡秋千,把枣树坠得弯下了腰。
院子东侧是一排花椒树,浑身长刺,已经嫩绿吐芽,形成了一道天然院墙。院子正中是一个沤肥的大坑。院墙西侧的一条小巷,是通往前后街的要道。
听二哥说,前院是大队的老支书家(莫治敏),地方更大。他们在房后种了一排楝树,地上落满了苍白的楝树籽。我很纳闷,操着浓厚的东北口音问哥哥:“他家的楝树怎么种在你家的院子里啊?”
“那是他家房后。”
“那也是你家的院子啊。”
二哥瞪着眼睛,装出一副很懂事的样子,对我说:“以后不要说‘你家、你家’的。应该说‘咱家’”。
奶奶走过来一本严肃地对我说:“是啊,咱都是一家人,不兴说‘你家’,应该说‘咱家’。你看你二哥,多精多能!”在东北的时候,经常与堂兄弟们在一起玩耍,叔叔和婶子也没有这样矫正过。我想了想,终于明白了,称作“咱家”,听起来亲切。南北差异,风俗不同,很多事情一下子弄不明白,往往遭到莫名的嘲笑和贬低。往后,尽量少说话,慢慢去感受鲁山的风土人情。
父亲兄弟三人,家里三间正屋,每人一间。之前,我们在玻璃山落户,爷爷和叔叔也都在玻璃山铁路上班,因此,伯父一家住着三间房子。伯父以打铁为生,在正屋的西墙外又接盖了半间,作为打铁铺,总计三间半。1974年,爷爷首先搬回老家,就住在那半间房子里。今年,我们也回来了,大大小小加在一起九口人,三间半房子肯定不够住。爷爷奶奶自然没啥说,只有搬出去借房子住。老家都是老邻旧居,在后街,就属张合庆家住的宽裕,共有五间大瓦房,经奶奶这么一说,张嫂满口答应,闲着也是闲着。第三天,爷爷和奶奶就搬了过去。如此一来,三间半房子,我们住一间半,大伯家住两间。
风水学有说,在正屋的右侧,接盖一间小房子,这叫“玄武插尾”。这种住宅格局,可能导致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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