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喘着粗气，有节奏地向南飞驰。
　　我和弟弟无忧无虑，在座上嬉戏。不抽烟的父亲偶尔也掏出香烟，放在嘴边闻了闻，又装在盒子里，坐立不宁。站起身凝视着窗外一飞而驰的景色，满目的彷徨，无尽的矛盾，猜不到他的内心究竟在想什么，或许是留恋那十二载的吉林，艰难和屈辱历历在目，永生难忘，或许是憧憬那思念已久的家乡。
　　母亲身上盖着父亲的黄大衣，靠在深绿色的座椅上，眯着眼似睡不睡。右手紧握着装满干粮的帆布包，唯恐被贼偷去似的。瘦长的脖颈就像一丛电缆，机械地连接着头颅。对面旅客的谈笑声她似乎没有听见，熏呛的香烟味她似乎也没有嗅到，母亲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去作多余的事，形同泥塑木雕。旅途三天，母亲没有多说几句话，困乏使她萎靡不振，多是在静静地闭目养神。然而，她从来没有提及过自己曾经做过什么美妙的梦，她的大脑已经苍白，似乎脱离了红尘，不问世间喜和忧。
　　昨天中午，在永定门车站倒车（换乘车辆），足足逗留一个下午。北京是我从小就向往的地方。好不容易来到北京，真想去天安门看看，母亲愁眉苦脸，执意哪也不去，独自看着行李坐在一个商店的门口。我沮丧的情绪从心底漫到脸上，只好跟父亲在车站附近兜圈子。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全国各地被迫害者纷纷涌向北京上访告状。据说京城设立了多处信访接待室。车站广场熙熙攘攘，站台边停满了接待上诉的小轿车。接待人员看到我们一家凄惨的情景，上前询问：“你们是来上访的吗？”母亲抬头望了望那人，摇摇头。母亲没有冤屈，只怨自己的命苦。工作人员微微一笑：“好吧，在北京好好转转。”母亲依旧没有吭声，只管呆呆地靠在水磨石墙壁上。母亲没有心思去仰观对面的摩天大厦，没有心思去观看车水马龙的交通景象。看得出，只有迈进自己的家乡，母亲的内心才会舒坦些。

　　列车似乎理解父母急切的思乡情绪，憋足劲，“哧–哧—”喷射出两束白雾，冒着黑烟，怒吼着飞驰在京广线上。铁路旁的老柳树像是年过半百的老人，瞬间被甩的无影无踪，绿油油的原野和寂寞的村落悄然转向远方。驶入黄河大桥，父亲叫醒我：“这就是黄河，离家不远了。”
　　我揉了揉眼睛，兴奋地站起来，向窗外望去，大桥的三角钢架一闪而过，宽阔的黄河像成群的绵羊，在初升太阳的照射下，黄灿灿的河水缓缓向东流去，波澜壮观。
　　列车渐渐慢了下来，缓缓钻进楼台林立的中原都市。
　　“各位旅客，列车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郑州车站，请各位旅客检查好自己的行李物品，做好下车准备。郑州是个大站……”广播里传来甜脆的声音，母亲微微睁开眼睛，向窗外望去，一丝兴奋瞬间掠过她的眉梢。
　　胖乎乎的乘务员大声招呼：“终点站到了，检查自己的行李，准备下车。”拥挤的车箱里开始躁动起来，旅客向车厢两头挤去。父亲背起行李抱着弟弟，我拉着母亲，挤在下车的人群中。
　　站台上，人流匆匆。父亲领着一家人撤出人流，径直朝出站口的反方向走去。两名警务人员斜插过来，大声吆喝：“哎、哎，从那边出站！”
　　父亲慌忙搪塞一句：“啊？从那边。”
　　一个身着铁路服的胖女人朝我们看一眼，指着我们：“去哪儿的？”
　　“同志，去鲁山的车在哪？”父亲应付道。
　　“车票呢？”胖女人扭动着胖胖的大腿，走到我们跟前。胸前挺着两个大奶子，把衣角撑得直往上掂。
　　父亲犹豫一下，掏出车票递给胖女人。
　　胖女人接过车票看了看，乜斜着眼睛，带着嘲讽的口吻询问：“你们的车票到保定，怎么坐到郑州了？”
　　“啊、啊，哎呀……”父亲支支吾吾，赧（nǎn）然不安。
　　“啊什么？加倍补票。跑，往哪里跑？”胖女人薄薄的嘴唇，一开口像刀子一样厉害，扁平的鼻子下生了一个豆大的黑痣，跟随着薄唇在抖动。
　　母亲赶忙陪着笑脸说：“妹子，我有病，钱花光了也没有治好……您就行行好吧。”
　　胖女人瞥一眼身旁的母亲：“别套近乎！有病坐车就不买票了？”胖女人蛮横地推搡起父亲：“走，走。去补票。”
　　办公室里站着五六个人，像是在开批斗会，个个低着头。一个二十来岁的工作人员正记录着什么。那小伙子戴一副近视镜，看上去非常温善。父亲强着头皮走到小伙子跟前，说：“我们是在东北逃荒回来的，没钱买票。您抬抬手，我们就能出站！”
　　“我有啥办法？”小伙子头也不抬，若无其事地说一句。
　　“同志，我爱人有病，人快不行了，给个方便吧？！”父亲指了指母亲。
　　“车站又不是医院，同志。”小伙子抬头看看，心平气和地对父亲说。
　　“是的。可是，我们家确实有困难。”
　　“是什么地方的？”
　　“鲁山。”
　　小伙子“哦”一声，抬头望了望骨瘦如柴的母亲，停顿了一会儿，说：“鲁山哪的？”
　　“城北。”父亲说道。
　　“五里堡你知道吗？我老家就是那儿的。”
　　“咱是老乡啊。知道，城东不远。”父亲非常高兴。
　　“来，我对你说，”小伙子站在门口，往东边指指，对父亲说：“你出门靠左，第一个门，那是客运办公室。客运主任是个女的，你找她说明情况。一定能成！”
　　阴霾的天空中似乎出现一道曙光，父亲连忙道谢，急匆匆走出门外，我小跑跟在后边。
　　拐过一道墙角，进入一个房间。办公桌内坐一位端庄大方的富态女性，黑亮润秀的发丝，白皙微胖的圆脸，酷似普度众生的观音菩萨。
　　女主任身着整洁得体的深蓝制服，正在伏案办公。
　　“同志好，您忙着呢？”
　　听见有人说话，女主任抬起头，伸出美玉般的手，指指靠墙的沙发，说：“进来吧。坐，有事么？”女主任慢悠悠放下手中的钢笔，微微含笑，态度和蔼，柳叶眉蕴含亲人般的温暖，一双大眼睛犹如晶莹剔透的翡翠，流露出无尽的聪慧。
　　“同志…..”父亲一时说不出话来。
　　“坐下慢慢说，别着急！”女主任端详了一下父亲和我，和蔼地对父亲说。
　　“我是复员军人……”父亲镇静一会儿，掏出《介绍信》，双手递给女主任。
　　女主任接过《介绍信》，粗略地看一遍，问父亲：“你有什么事？”
　　父亲看了看我，对女主任说：“孩子他妈有病，钱已经花光了，哎….”
　　“嗯，你说。”
　　“六五年逃荒到东北，爱人得了肺结核，现在钱也花光了，人也不见轻。眼看一把骨头就要扔在东北，现在迁回鲁山老家，路费确实拿不出来，请求政府帮忙。”
　　“嗯？！”女主任凝视着办公桌上的盆景，没有表态。
　　“我的车票买到保定，到咱们车站下车，就被……”
　　女主人站起身，语重心长地说：“有困难可以提出来，不买票是你的不对！至于你说的情况，还需要核实一下。”
　　“我说的全是真的。我爱人就在那屋哩。”
　　“嗯，让她也过来。”
　　父亲推推我：“去把你妈叫来，让你姑姑核实一下。”我答应着跑出门外。
　　一会儿，我拉着妈妈和弟弟走进办公室。
　　女主任看到母亲感到很惊讶，犹豫片刻，果断地对父亲说：“我给你开个信。”女主任坐下来拿起笔，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介绍信，快速地写起来。她娴熟的笔法犹如美女簪花，圆润的字体和人一样端庄丰满。
　　母亲走前几步：“谢谢你，你的大恩大德，我们一家永远忘不了。”
　　“不要说了。”女主任放下笔，站起身来，拿着介绍信，对母亲说：“你们去吧，拿着这张介绍信直接到鲁山，不用买票，一路畅通！”
　　父亲接过介绍信，上面签名，曲映兰。父亲接过那张珍贵的介绍信，激动不已：“谢谢曲主任，谢谢，这样麻烦您……”
　　母亲在办公桌前，双手作揖（yī）：“您的大恩大德，我们永生难忘！”
　　曲主任望着母亲的情形，怜悯之心油然而生，抬腕看看表，说：“不用谢。十点二十九分的车，现在九点十分了，再等一个钟头就该进站了，你们先去夜市吃点东西吧。”
　　父亲眼圈红红的，百感交集：“曲主任，怎样报答你哩？”
　　曲主任微微一笑，细润的声音却铿锵有力：“不用报答，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职责。去吧，有难处只管找我！”
　　当检票员看到这封介绍信时，用异样的眼光看看父亲，说：“这封信比车票还厉害！”
　　下午一点到达鲁山车站。走进站台，听见的第一句就是操着浓重方言的叫卖声：“花米台儿，一毛钱二十。”树荫下一个清瘦的老汉，面前放一个箩子，里面装满像乒乓球一样的东西。我从没见过这种东西，父亲告诉我：“那是花米台儿。”
　　回到了家乡，母亲心情好了许多，喜形于色，对我说：“大米加热膨胀后，就变成了大米花，再用糖稀做成圆球。”
　　“大米做的，很好吃吧？”
　　“当然好吃了！”母亲微微一笑。
　　父亲看看我，知道我想尝尝鲜，掏出五分钱买了十个，吃起来确实香甜酥松。
　　一家人有说有笑走下站台，不由自主地朝南走去，父亲左右观看，百感交集：“十几年前，鲁山没有火车站，现在大变样，真就认不出来了！”
　　鲁山火车站隶属焦枝线，是4001战备保密线。据说，1969年秋，周总理对孔庆德将军说：“焦枝线铁路一天不建成，毛主席就一天睡不着！”为了保证大西南的安全，让毛主席睡好觉，孔将军从鄂豫两省调集百万民兵。军民群情高涨，挑着筐子唱着歌，工地到处挂满了标语：“修好战备线，埋葬帝修反！”一年之后就通了车。我们离开鲁山三年之后才开工建设，难怪鲁山变化大，父亲认不出。

　　走到丁字路口，东西是一条宽敞的大街。母亲站在路口向西望了一会儿，对父亲说：“那是汽车站吧？！现在和原来大不一样了。”
　　“嗯、嗯，是的。”父亲指指路牌，对母亲说：“这就是人民路，咱们一直往西走。”
　　地球似乎是个千变万化的魔术师。农历的三月，东北仍是冰天雪地，中原却暖意洋洋，寒气一扫而去。湛蓝的天空飘着几朵白云，白灿灿的阳光撒给人间无私的温暖。路边的毛白杨兴奋得忘乎所以，笑掉了绒絮，吐出肥嫰的绿叶。街上行人纷纷穿上了单衣，灿烂的笑容挂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我兴致勃勃的跑在父母的前面，感觉身上粘粘的，脱下棉袄搭在肩上。
　　父亲脸色红润，眼角洋溢着喜悦，任凭我和弟弟撒娇嬉闹。母亲似乎没有感觉到热，身上仍旧穿着父亲的黄大衣，步履蹒跚的走在后边，兴趣泛然地浏览这阔别十二年的家乡，她那干瘦苍白的脸庞露出久违的红润。母亲在回忆，在微微陶醉家乡的这一切。
　　朝西走了二百多米，路北耸立一栋两层的大楼—八一商店，浅蓝色的水磨石墙壁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发光，玻璃窗与湛蓝的天空相映成辉，朵朵白云从深蓝的玻璃窗中飘过，东西两个大门人来人往，进进出出，热闹非常。大楼西侧是偌大的广场，广场最前面是篮球场，里面是人民影剧院，门前人头攒动。广场向南是另一道大街—向阳路，宽敞平整的柏油路，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两旁的毛白杨，像是在极力摆脱喧闹的人流，弯曲着身子，把葱绿的枝头伸向大路，形成了一道天然的遮阳网。
　　父亲感慨万千，转身对母亲说：“原来这条路上只有广场和剧院，现在都盖成房子了。”
　　“才十二年，变化多大啊！？”母亲也感叹不已。
　　我指指东南角的大楼，问父亲：“那儿还有个大楼，三层的。”
　　父亲凝视片刻，说：“国营旅社，好像原先也没有。”父亲指着路西的邮政局，接着说：“邮政局也是新盖的。原先的邮政局在城门口。”
　　“爹，咱们什么时候去东北了？”我充满好奇。
　　“66年。就是你一岁的时候。”

　　走出繁华的闹市，行走在田间蜿蜒的小路上。绿油油的麦田在春风的吹拂下，像是微波荡漾的天然湖泊，村中青翠的大树遮蔽了整个村落，犹如湖泊中的一块仙岛，只能欣赏到它的轮廓。越过两个村庄，一条气势磅礴的巨龙由南向北横卧在一道岭上，那是许昌地区（原属许昌，后属平顶山管辖）著名的灌溉渠。灌溉渠以昭平台水库干渠旁的王庄为起点，以马村为中心，与村北的李村、白象店相连接，延绵十余里，可以轮流灌溉上游五个村庄上万亩的农田。在灌溉渠两侧的扇形坡地上，大片的油菜已经含羞绽放，一片金黄，像是那条巨龙展开的两扇翅膀，跃跃欲试，随时就要腾飞。蜜蜂嗡嗡地唱着歌在这个金黄的世界里飞来飞去，似乎是为一场大型舞会正在做着前期的排练。

　　“到了，前面那个村子就是咱的老家！”父亲指指岭西的第一个村子。
　　看不够的田园景色，不知不觉来到村头。村中主街道径直通向村东的大路。街道南侧是茂密的桐树园，枝头吐绿，青翠欲滴。桐树园西边是四队的菜园，路边土渠里清澈的水流缓缓流向绿油油的菜园之中，三个老农正拿着锄头忙活。路北是零散的住户，门前几个老人正在闲聊。其中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看到来人，定睛端详好一阵子，惊讶地站起来：“咦，这不是水吗？回来了？”
　　进村向西300米的路北侧是一块宽阔的场地，那里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火窑，周围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绿树葱葱，碗口粗的桐树含苞待放。紧挨着火窑的北面，一个高大气派的拱形大门映入眼帘，大门右侧是一个土堆的舞台，那就是大队部。伯父住在大队部的东侧，与大队部仅一家之隔。伯父有一手打铁的好手艺，作坊就设在家中，整天“叮当儿，叮当儿”的打锤声，站在大队部的院子里就能听得清清楚楚。
　　伯父家的房子在旧社会曾是地主的麦场。1950年土地改革，解放军把麦场的三间草房分给了姑父。后来，爷爷在邓县逃荒回来，姑父又把三间草房转给了爷爷，从此，爷爷在此落户扎根。
　　我们回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伯父家。伯父和伯母拐过墙角，前来迎接。伯父走在最前边，五十来岁，高高的个头，魁梧的身材，黝黑泛红的方型脸盘，脊梁微微弓起，炯炯有神的一双眼睛告诉我，伯父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伯父乐呵呵地抱起弟弟，转脸埋怨起父亲：“你们回来也不先写封信，我去车站接你们。”
　　不知道父亲是在哽咽，还是过于兴奋，眼圈红红的，半天也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离乡的游子，漂泊的艰难，31岁流离东北，像是一个迷失了方向的孩子。光阴似箭，回到亲人面前，人已年过四十，满腹的苦水一时间不知从何说起。
　　伯母个头瘦小，笑眯眯地从伯父身后走过来，看看我又看看弟弟：“娃，娃，可这么大了，嘿嘿。”
　　母亲苦笑着和伯母打招呼：“嫂子—-”
　　伯母仔细打量面前这个似曾相识而又不敢相认的瘦弱女人，惊讶之余脱口而出：“咦，伟他妈，你咋瘦成这样了？”伯母被母亲的情形惊呆了，站在那里不住地咂嘴。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这就是十二年前身材匀称，爱说爱唱的弟媳？
　　“先不说吧，回家！”伯父的话使得伯母从惊讶中回过神来。伯母感到有些不自然，慌忙接过母亲怀中的黄大衣，刻板地拉住母亲的手，一同回家。
　　从伯父的眼神和伯母的表情里可以读懂，伯母是一个心底实诚，逆来顺受的农村女人。
　　听说我们回来，爷爷和奶奶迎出家门。奶奶不住地沾眼睛：“在东北不回来，娘惦记你大哥（指伯父）；从东北搬回来，瞅不见你和长申，娘整夜都睡不着。”奶奶说着，激动得哭出声来。
　　父亲扶着奶奶，语气沙哑，安慰奶奶说：“娘，我们这不是回来了嘛，咱们团聚了，别哭了！”
　　奶奶抽泣着说：“我的儿啊，我是高兴啊？如果长申一家也回到我的身边，我就放心了。”
　　伯父劝奶奶说：“他在东北有工作，是国家的人，你不用老是操心。”
　　外面“蹬、蹬、蹬”跑进院里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笑嘻嘻响亮地叫父亲：“爹，你回来了？！”
　　“庆？”父亲转过身，眼前一亮，端详跟前这个小伙子。只见他个子不高，瓜子脸，一双闪亮的眸子里注满了机灵，从他调皮的表情里看不出一丝的拘束。他就是伯父身边的独苗，叫杨留庆。在堂兄弟排行中，占老二。叔叔家的大印属牛，排行老大、二印属龙，排行老三、红印属马，排行老五。我排行老四，我弟弟红军属牛，排行最小。
　　二哥比我大三岁，伯父37岁时，才有二哥，因此，伯父和伯母对他疼爱有加。几年来，两个姐姐相继出嫁，二哥在伯父眼里更成了心肝宝贝。伯父是远近闻名的铁匠，虽然不是腰缠万贯，家境还算富裕。可以说，二哥的条件让同龄羡慕。
　　父亲感叹不已：“我在家的时候，你才这么高。”父亲笑着，伸手比了比。
　　伯母美滋滋地注视着自己的儿子，说：“有苗不愁长！”
　　母亲扶住凳子坐下来，指指身边的哥哥，对我说：“伟，那是你哥。连句话都不会说，看你哥多能（聪明）。”
　　伯母笑着指指我和弟弟，对哥哥说：“那两个都是你弟弟，带他们在院子里玩吧。”
　　伯父家的院子好大，座北朝南三间半土墙草房。矮矮的房子，簸箕大小的窗户，里屋暗暗的几乎没有一丝光线，所有的客人只有坐在外屋。后来才知道，河南人注重外表，里屋是卧室，总是乱糟糟的，外屋是接待客人的地方。
　　屋门西侧盖一间简陋的小房子，坐东朝西，是厨房。房前种了一大一小两颗枣树，像是两个弟兄伫立在门前站岗。淘气的二哥蹦起来抓住树杈荡秋千，把枣树坠得弯下了腰。
　　院子东侧是一排花椒树，浑身长刺，已经嫩绿吐芽，形成了一道天然院墙。院子正中是一个沤肥的大坑。院墙西侧的一条小巷，是通往前后街的要道。
　　听二哥说，前院是大队的老支书家（莫治敏），地方更大。他们在房后种了一排楝树，地上落满了苍白的楝树籽。我很纳闷，操着浓厚的东北口音问哥哥：“他家的楝树怎么种在你家的院子里啊？”
　　“那是他家房后。”
　　“那也是你家的院子啊。”
　　二哥瞪着眼睛，装出一副很懂事的样子，对我说：“以后不要说‘你家、你家’的。应该说‘咱家’”。
　　奶奶走过来一本严肃地对我说：“是啊，咱都是一家人，不兴说‘你家’，应该说‘咱家’。你看你二哥，多精多能！”在东北的时候，经常与堂兄弟们在一起玩耍，叔叔和婶子也没有这样矫正过。我想了想，终于明白了，称作“咱家”，听起来亲切。南北差异，风俗不同，很多事情一下子弄不明白，往往遭到莫名的嘲笑和贬低。往后，尽量少说话，慢慢去感受鲁山的风土人情。

　　父亲兄弟三人，家里三间正屋，每人一间。之前，我们在玻璃山落户，爷爷和叔叔也都在玻璃山铁路上班，因此，伯父一家住着三间房子。伯父以打铁为生，在正屋的西墙外又接盖了半间，作为打铁铺，总计三间半。1974年，爷爷首先搬回老家，就住在那半间房子里。今年，我们也回来了，大大小小加在一起九口人，三间半房子肯定不够住。爷爷奶奶自然没啥说，只有搬出去借房子住。老家都是老邻旧居，在后街，就属张合庆家住的宽裕，共有五间大瓦房，经奶奶这么一说，张嫂满口答应，闲着也是闲着。第三天，爷爷和奶奶就搬了过去。如此一来，三间半房子，我们住一间半，大伯家住两间。
　　风水学有说，在正屋的右侧，接盖一间小房子，这叫“玄武插尾”。这种住宅格局，可能导致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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