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敞明亮的新房，整套时尚的家具，屋内摆设一新，这一切，并没有给父亲增添喜悦。母亲在月子里落下的肺痨，像阴暗中的恶魔，三年以来，无时无刻地吞噬着这个家庭的温馨。
　　家是一把巨型的保护伞，遮挡生活中的凄风苦雨，一把不完整的伞，谁也不愿意在下面静心休憩。父亲吃过晚饭就抱着弟弟去串门，寻觅心灵上的宽慰。父亲不在屋，我不敢正视母亲那瘆人的面孔，溜出大门，路边徘徊，一直等待着父亲回来。多么渴望跟随父亲一块出去，可是，几乎每晚都把我留在家中，我像那夜空中的星星，孤寂的眨着眼睛。

　　我们是外迁户，附近没有亲戚，也没有几个知心的人。唯一的亲人就是爷爷和奶奶，但二老年岁已大，去年入秋，宁愿辞断红本（商品粮），也要图个落叶归根，搬回了老家；叔叔在铁路上班，一家人吃红本，日子让人羡慕。他们离我们家足有二里地，单独住在西北角的铁路东侧。自从爷爷搬走后，没有正儿八经事，父亲很少去。但我经常去叔叔家玩，堂哥比我大四岁，多才多艺，用自行车旧链条可以做出一把标致的手枪，塞入火柴头，朝空中扣动扳机，“啪”的一声，能传遍方圆一里多地。我很崇拜大哥的才能，如果他能给我做一把，该有多好啊！
　　八岁那年秋天，我念念不忘大哥那支漂亮的手枪，一大早就跑到大哥家门口，正巧叔叔拉着架子车走出大门，看见我满心喜悦，笑盈盈地对我说：“小伟，走，和小三一块去甸子里拣牛粪。”牛粪是冬季取暖的燃料。牛粪填进炉子里，燃烧起来红通通的，没有一点臭味。在草原上忙活大半天，装了满满一车，又是推又是拉，太阳偏西时，才回到叔叔家。婶子已经把饭做好，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食品，一家人上炕围坐在饭桌旁。
　　我没有玩够，更没有想着回家，就靠在炕边等小三吃饭。叔叔扭脸看看我，折断一根麻花，用筷子夹给我。我偷偷望了一眼那根诱人的麻花，稚嫩的脑海里思绪万千，一种莫名的失落感涌上心头，喃喃地说：“我回家吃饭。”说完，匆匆地跑出叔叔家门。
　　母亲早已吃过饭，伫立在大门口，看见我回来，生气地问：“去哪儿玩了？快两点了也不回来吃饭！”
　　“去甸子里帮叔叔拣牛粪。”我理直气壮地告诉母亲。
　　“吃饭没有？”母亲心疼地问。
　　我感到害臊，望着母亲摇摇头。
　　母亲急忙进屋掀开锅盖，端出热腾腾的大饼子，唠叨起来：“忙活大半天，也没混来一顿饭啊？”
　　“你不是说，不让随便吃别人家的东西吗？”肚中饥饿，我争辩了一句，抓住大饼子狼吞虎咽。一块大饼下肚，回想起那诱人的油炸麻花，对母亲说：“妈，我也想吃麻花，咱也买点吧？”
　　妈妈笑着哄我：“怎么想起吃麻花了？那不好吃！”
　　“叔叔家吃的就是麻花，咱家吃的总是苞米面大饼子。”我九岁那年才有弟弟，虽然从小没有娇生惯养，但父母对我却疼爱有加。在这艰难的岁月里，父母吃的是带皮的苞米面，把鸡蛋和仅有的细粮都留给了我。虽然很穷，母亲依然会用嘹亮的歌喉给我唱歌，依然用动听的语言给我朗读小说。《闪闪红星》，就是母亲从头到尾念给我的。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了潘冬子，还有恶霸胡汉三。
　　母亲抱起我，脸上微微含笑，慈和地说：“你爹再去县城，多给你买点，让孩子吃个够！妈先给你煎两个鸡蛋。”

　　大路东边的苏木匠，祖籍山东莒县，都是来自关内的逃荒人，和父亲合得来。只要有空，父亲就去他家。苏木匠两口子膝下三子，日子过得也很清贫，但他们有一个温暖的家。在那里，或许能给父亲带来心理上的安慰；在那里，我和苏小三能尽兴的玩耍，谈论明天挖野菜的地点；在那里，时间总是过得那么快。每当吃过晚饭，我急急忙忙收拾碗筷，站在板凳上洗刷干净，企望和弟弟一块跟着父亲出去玩。
　　今晚父亲帮老李家裁割玻璃。镇上玻璃刀极少，父亲那把紧俏的玻璃刀红遍了半个街。我们家新房建成后，整块的玻璃，无法裁割。在四川遂宁服役的表哥（李淮），给父亲寄来一把珍贵的玻璃刀。一传十，十传百，无论是左邻右居，还是远在南街的陌生人，都慕名前来求助。父亲为人正直，乐于助人，只要有人相求，那怕自己的事情有多么重要，都要放在一边，先去把别人的事情做好，好像才能得到一种满足感。母亲痨疾缠身，做一碗饭都气喘嘘嘘，父亲整日瞎忙乎，也没少生气。
　　父亲揣起玻璃刀，拿着尺子，抱起弟弟走出门去。我在屋里坐立不安，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转了一圈儿，推门准备出去。母亲支起身子说：“小伟，睡吧。”
　　我头也不扭，谎称出去拉屎，急匆匆溜出大门。外面很冷，人们都躲进了屋里。街上偶尔一个黑影，迅速又消失在夜幕之中。昏昏苍苍的大坑对面，那家窗户里透出温馨的灯光，我想，他们一家可能正坐在炕头嗑瓜子，有说有笑。深邃的夜空，隐藏着无尽的神秘，星星似乎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老李家就住在大路东边，他儿子李春雨和我是同班同学。我想去那儿找父亲，但又害怕父亲斥责。边想边走，越过大路，走进黑乎乎的小巷。在这里，或许能碰巧遇到父亲，或许能听见父亲在屋里的说话声。
　　我在巷子里徘徊了很久，始终没有听见父亲那熟悉的说话声。我悻悻不舍地折返回来，站在大门前的空地上熬时间，等待父亲归来。
　　又过了好长时间，月亮从东山爬了出来。隐约瞅见父亲抱着弟弟回来了。父亲见我站在大路边：“燕伟，咋不回家哩？”
　　“我和小荣姐在这儿玩，她刚回家。”我提前就想好了怎么回答，虽然这很不合理。
　　“这么晚了，还在大路上玩。你先进屋吧。”说完，蹲下来把弟弟撒尿。我磨磨蹭蹭站在父亲背后，遥望家中那扇大门，像是一尊高耸的门神，在朦朦月色的衬托中，显得尤其诡秘。每一个黑暗的角落，都让我胡思乱想，浑身发憷。支吾一句：“我，我也等你。”
　　“家里有鬼？”父亲烦躁的喝斥声，联想母亲那骷髅一样的面孔，我更加恐惧。过罢年，父亲的性情也变得反复无常，动不动就大发雷霆，迁怒于我。
　　我游移在父亲身边，既不先走也不敢言语。听大人们议论，母亲患的是不治之症，不会好了。病魔把她折磨得焦躁不安，心烦意乱，经常无故发火。两只眼睛越陷越深，鼻梁越耸越高，嘴巴越瘦越大，颧骨越来越凸。三年前丰润的面颊只留下一层薄薄的肉皮，酷似一张黄纸，紧绷绷地贴在脸上，一双手伸出来像十支僵直的白蜡，没有一丝血色，几乎一阵微风都能把她吹倒。母亲是一位整洁的女性，即使病成这样，每早拖着病恹恹的身子，也要站在镜前梳理自己的长辫子，一丝不苟。其实，她不愿多看她那枯瘦的面容，不相信那枯瘦的面容就是自己。大众牌雪花膏只剩下干瘪瘪的空袋，再也没有心思去供销社的柜台前。母亲的情形令人心碎，也令人恐惧。
　　母亲变了，似乎她不是我的亲娘，她失去了往日的微笑，失去了往日的温存。我时刻都在躲避着母亲的视线，我害怕看见她，我更不愿意让她看见我。我曾经背地里对父亲说：“妈妈是鬼。”我与母亲越来越远，心灵的强大支柱只有父亲了。
　　母亲在院中听见父亲的呵斥声，用微弱的声音喊：“伟—-伟—小伟啊—”
　　我急忙答应。
　　“这么长时候，你去哪儿了？”越来越晚，母亲不见我进屋，找遍了房前房后。
　　听见母亲的声音，父亲抱起弟弟一起进屋。
　　母亲喘着粗气爬上炕，靠在被子上，稍作歇息，无神的眼光瞪着父亲和我，有气无力地说：“我，我，还没死呢。”显然，我和父亲的对话传到了母亲的耳朵里。
　　父亲似乎没有听见，把弟弟放进被窝，径直到八仙桌前拉开抽屉，好像在翻找什么东西。
　　“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我早就该死了，咋就不会快点死哩？”说完，呜呜地哭起来，我很害怕，呆呆地站在门口一动不动，注视着面前那对红箱子，原本绚丽的光泽似乎暗淡起来，大红色变成了肉红色，像是一副棺材静静地摆在那里等待出殡。弟弟静静地躺在被窝里，睁着大眼睛，不哭也不笑。
　　父亲安慰母亲，说：“咱大哥快把药寄来了，有病慢慢看，别着急！”
　　“我的病治不好了，也不想再看了。”母亲已经知道自己患的是不治之症。去年初冬，季向樱帮忙从大连寄来一个疗程的药品，也没有把母亲的病魔赶走。春节前后，天气变化无常，忽冷忽热，母亲的身体就更加虚弱。父亲写信，祈求大伯从老家寄来几盒药品。大伯来信说，链霉素很难买到，只能寄来一盒。可是，母亲已经病入膏肓，医生拍片子说，她的肺叶就像蜂窝，全是密密麻麻的小孔，一盒链霉素又有什么用呢？
　　母亲哭着唠叨起来：“跟老李家不熟悉，你给人家割啥玻璃呀？！家里的事你都懒得做，别人的事你却忘不了！”
　　“哎呀……你看你。”父亲忍着性子，也不多说，坐在炕沿上给弟弟掖被子。父亲生就倔脾气，对邻居朋友坦诚热情，只要能帮上忙，二话不说。面对自己的家人，往往不能融洽相处。
　　母亲沾了沾深陷的眼睛，从炕头挪到炕沿：“小伟，来—-”
　　我慢腾腾地走到炕边，母亲把我揽在怀中，泣不成声：“伟呀，妈死后你怎么办啊。妈就惦挂你呀。我的命赖啊，咋跑到这儿（指东北）受罪呀？也让孩子跟着受罪。你想想，孩子还不到十岁，就开始担水做饭、洗衣喂猪……”
　　我吓得不知所措，鼻子酸溜溜的也抽泣起来，对母亲说：“妈，我愿意担水做饭，我能干。”
　　“红军才四岁，我死了，他咋办哩？俩孩子我放心不下！”母亲越哭越痛，双手拍打着被褥。
　　父亲心烦意乱，扯住母亲的胳膊，哄劝道：“有病慢慢看，你整日烦恼，咋能好的快？”
　　母亲涕泪模糊，双手捂住脸，号啕大哭：“这你也不打我了，我跟着你受罪，还跟着你挨打。”
　　父亲一肚子火，但仍是好言好语：“你整天埋怨我，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哎，都怨我脾气不好。咱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俩孩子又这么好，我能不心疼你？可我不会甜言蜜语。”母亲被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父亲一改往日的暴躁脾气，否则，母亲又要遭受拳打脚踢。
　　凌乱的长发沾满了母亲那憔悴的面颊。本来身陷病痛中，回首往事更伤心：“大哥（舅舅李方伍）呀，你在河南知不知道妹妹遭罪啊？妹妹的病治不好了，这一辈子再也不能与你见面了。”
　　父亲把我拉过来，低声说：“叠被子，睡觉吧”我擦去泪珠，赶忙上炕把被褥铺好，一头钻进被窝儿。我害怕，我痛楚，我也更瞌睡。蒙住头尽快进入那幻眇的梦乡，哭泣声渐渐地远我而去……母亲病好了，她的身材还是那么匀称，长长的两条大辫子甩在身后，精神焕发，笑容可掬。母亲正在做午饭，锅里贴满了金黄的苞米饽饽，散发出苞米面的香甜，锅底的角瓜菜泛着黄黄的油花，香喷喷的，我急得直流口水；父亲朝气蓬勃，挽起裤腿，正在粉刷墙壁，我幸福极了。

　　不知过去多久，父亲急切地把我从梦中推醒，我揉揉惺忪的睡眼，问父亲：“又压肚子呀？”父亲参加剿匪，曾转战于山区，饥一顿饱一顿，患下胃溃疡。每逢深夜，胃疼就加重。自打我记事起，隔三差五都要强忍困倦，骑在父亲的肚子上帮助父亲减轻疼痛，直至靠在父亲的双腿上睡着。
　　“醒醒，起来。找你妈去—-”父亲急切地帮我穿衣服。
　　“我妈去哪了？”我扭脸看看炕头，只留下空空的被褥。
　　“别问了。”不由我多说，父亲把我抱下炕，模模糊糊跟随父亲夺门而去，快速消失在街东的夜色之中。
　　黑蒙蒙的街道，像一条僵硬的黑蛇，延伸到村落深处。眺眼望去，苍茫的东山在月光的照射下，茂密的防风林在寒风中摇摆，与村落连为一体，似乎那黑暗中隐藏着无数的阴灵。白灿灿的光圈把月亮围在中间，看来明天又要起大风了。
　　外面冷飕飕的，我缩着脖子，小跑跟在父亲身后。
　　“爹，我妈去哪儿了？”
　　父亲“嗯”一声，步子越来越急。

　　不知道父亲预感到了什么，到了东山的咕噜沟（东山半坡处的一块洼地），停住脚步，借着月色察看黑乎乎的林子。突然，父亲疯了一样跑向那棵老榆树下，一把抱住一个羸弱的身影，两人蹲在了沙土地上。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母亲，树上还挂着一根绳子，像一条蛇在攀爬。父亲压低口音，粗声对母亲说：“你走了，俺三口也难活！”急迫的情形告诉我，母亲是在做什么。
　　“我活着还不如死了，你别管我啦。”母亲执拗着推搡父亲。
　　“你死了，不想我也要想想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咋办？”父亲哽噎起来，一把拉住母亲的胳膊，又说“就是死了，也得把这把骨头埋在河南！”
　　“等不到回去那天了！”母亲很绝望。
　　“能，能啊！”父亲的声音有些嘶哑。
　　我拉着母亲的手也哭起来，央求母亲：“妈，走，咱回家吧。”
　　“不能让孩子在这儿哭！”父亲说着，伸手扯下那根可怕的绳子，扶起母亲，拉着我，蹒跚下山。
　　街道洒满凄凉的月光，整夜不眠的星星不忍心再看一眼人间的磨难，躲进了灰朦朦的云层之中。沉睡的村庄只有父亲的脚步声，踏破这深夜的寂静。
　　父亲看见了什么，突然松开我的手，谨慎地对我说：“扶住你妈！”迅速折断一根树杈，在路上画个圈，又把树枝放在圈子里。
　　身后不远处，有一对静止不动的黄绿光，正朝我们张望，像是两个手电筒。
　　“爹，那是啥？”
　　“是咱一盆菜！”父亲的语气非常强硬，我听不明白。
　　母亲喘着气，轻轻地说：“我怎么没有让那条狼给吃掉呀？老天爷啊，我的罪还没有受够啊？！”
　　好险啊，如果父亲去的晚些，母亲即使不上吊自尽，也会被饿狼吃掉。

　　日子虽然苦涩，还需自己去慢慢品尝。
　　为了多挣工分，养家糊口，身心疲惫的父亲整日埋在活堆里，早出晚归。我还要去上学，弟弟天天跟着母亲囚在家中。病恹恹的母亲烦躁无常，四岁的弟弟没有得到一丝母亲的温暖，留给他更多的是淡漠，是囚笼。吃罢早饭，该我上学的时候，弟弟就趴在窗户上扯着嗓子哭，急着跟我走。

　　经常带着弟弟念书，老师厌烦，同学们耻笑。那天一大早，母亲给我使个眼色，趁弟弟不备，我溜出屋门。弟弟转脸看不见我，站在窗台上拍打着玻璃，哭着喊着，任凭母亲怎么哄，头都不转。我怒气冲冲回到屋中，一把拉住弟弟，拖到院子正中，操起一根玉米杆，一边打一边大声呵斥：“为啥闹着不在家，家里有鬼？”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骂弟弟，可能是在抒发自己埋藏已久的怨气。也许是想让母亲听见，从而减轻她那烦躁的性情。假如母亲的脾气好一点，或许弟弟就会跟她在家，不至于这样撕心裂肺地哭。
    弟弟鼻子一把泪一把，嗓子都哭哑了，依然仰脸望着我：“哥，我和你去上学！”稚嫩的声音，让我心酸。我要崩溃了，用袖子擦去弟弟脸上的鼻涕和眼泪，忍不住泪水直流，我真想大哭一场！任凭自己不念书，也要带好弟弟。毅然背起弟弟，迈进那肃静的学堂。令我欣慰的是，弟弟静静地坐在我的身边，目不转睛地望着讲堂，俨然是一个听话的三好学生！

　　时至深秋，大树纷纷脱去绿装，成片的落叶躲向了各个角落。旋风刮来，落叶和沙尘一同飞起，在半空中盘旋。大树不停地飘摆，好像自己的孩子被大风摧残，倾诉着它们的分离之苦。清晨，无边无际的原野洒满一层白霜，小草枯萎了，野菜稀拉拉只留下干枯的骨骼，家畜失去了食物的来源。往年的秋冬季节，我都要去车站货场偷回甜菜。可是，今年不能与往年相比，爷爷已经搬回河南老家，货场换了两个老头看管，万一让人家发现就麻烦了。

　　父亲说：“去年是你爷爷看管货场，现在的两个老头是南街的，咱不认识。”
　　母亲喘着气，说：“别人都比咱的条件好，还不断地往家里偷呢。再说了，去年看场子那个老王头，他孩子也没少往家里扛。听说他家喂三头大猪，都喂啥？不都是甜菜。”
　　父亲平和地对母亲说：“别和他们比。咱的条件差，慢慢过。”
　　“哎呀，你真死心眼！”母亲数落父亲。
　　父亲辩解道：“让人家逮住，可要丢人啊！”
　　“不去背甜菜，猪喂啥？喂苞米高粱？人还吃不饱呐。大猪就要出栏了，把它饿死？”
　　我放下书本，蛮有把握地对父亲说：“明早儿，天不亮你就喊我，我去背。即使两个老头看见了，我跑得快，他也逮不住。”
　　母亲看看我，说：“背回来一布袋，就够喂两天了。”
　　“你要机灵点，不能让发现！”父亲正直要面子，担心出事。
　　“爹，你放心吧，两个老头儿，根本撵不上我！”
　　隆冬季节，天越来越冷，母亲遇到一丝凉气，就发烧喘气，打喷嚏。火车站值班室的炉子整日烧得通红，院子里的煤像一座小山。如果能弄回家几框，母亲就不会再受冷。屋里暖和，母亲的病情就会减轻一些。父亲的劝阻，我根本不听，今早偷甜菜，明早偷煤。
　　车站防止别人偷煤，在煤堆上洒了水。到了晚上，煤堆就上了冻，用手根本扒不动。那天，我拿了一块砖头，用砖头轻轻地砸。正巧值班人员路过，听到了声音，我被逮个正着。那人不依不饶，惊动了生产队，因此，父亲连续被批斗两天。但我不服输，不害怕，只要能够帮助家庭缓解困境，我仍然愿意去冒险。
    本来不是贼，无法生活的时候，艰难让他变成了贼。

　　腊月，一头大猪卖了123元，父亲满心欢喜，给我做一件最时尚的灰色‘的确良’衬衣。这种布料非常时髦，容易洗，干得快，爽滑不走样，颜色鲜亮。一直穿到八五年，父亲去世，这件衬衫依然完好无损，只是我已经长大成人，衬衫仍旧定格在七十年代那段岁月里。

　　1977年春节，母亲的咳嗽症状渐渐退去，身体越来越瘦，几乎成了一具干尸。卫生院肖医生告诉父亲，这正是肺结核的后期症状，随时都有断气的可能。父亲的老胃病隔三差五就发作，特别是在除夕之夜，更是严重。父亲忍着剧痛，蹲在一旁指导我去做，什么饺子馅、炸丸子、蒸豆包……我都能干，毫无怨言。父母健康，家庭和睦，是我最大的心愿！
　　农历二月底，眼看母亲的一把老骨头就要扔在东北，父亲以580元的价格把房子卖了出去。家具打包，火车托运，带不走的家什，一部分送给叔叔，一部分送给邻居。出行那天，叔叔和婶子特意准备一顿饭，为我们一家饯行。
　　下午四点多，开往四平的火车缓缓进站。在叔叔和老乡的挥手送别中，一家四口踏上回家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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