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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飘摇中的大树(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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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站王主任,特别同情父亲的处境,在他的帮助下,父亲被特招为车站临时工,暂时到货场当装卸工。在单位做临时工,能够享受工资待遇,也是让很多人农民羡慕的事。虽然很累,一个月下来也能领到二十来元。对于母亲和我来说,养家糊口够用了。
  东北的冬天,极端天气能降到零下三十多度。南方人到了北方,短时间根本无法适应。从老家出来,所带衣服有限。即使带一半件棉衣,也无法抵御东北的严寒。去年一冬,父母没有添置一件棉衣,就是将将就就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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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秋时节,天气逐渐冷了起来。父亲在货场也赚了些钱,爷爷又给了些布票,钱票齐全,一切好办。母亲有一手漂亮利落的针线活,做出来的衣服一针挨一针,精致讲究。不用几天,父亲穿上棉衣棉裤,有角有楞,紧身贴体。母亲只给自己做了一件棉袄。母亲至今还穿着绒裤,父亲感到惭愧。母亲却说:“我在家带孩子,又不出门,屋里还有炉子,一件棉袄就行了。你在货场干活,不管刮风还是下雪,都得往那跑,将就不得!”
  临近春节,池塘早已经冰冻三尺,深绿色的解放牌汽车为了绕近路,时常载着重货从冰上越过,轮子上的铁链子在冰上发出“喀吧喀吧”的声响,冰面被压出一道道白色车痕。急着办事的人们,头戴皮毛帽子,身穿厚棉衣,戴着手套,弯着腰,缩着脖子,眯缝着眼睛,左一脚右一脚,在雪地里蹒跚,寒风刮起的雪粒,打在脸上既凉又疼。父亲起早贪黑,往返于池塘边这条通往货场的小路上。

  国家政策变化,正式参加铁路工作也就成了泡影。既然千里迢迢来到东北,再返回河南也不现实。当下,唯一的途径就是落户到玻璃山大队。爷爷毕竟在玻璃山三年了,在车站人际关系都挺好,工作上遇到大事小事,基本都是找王主任。王主任也热心肠,为了帮我们落户,没少费心。他的亲家是玻璃山公社的副书记,姓周(周民)。因此,王主任往公社跑了好几趟,周副书记也答应帮忙转转圈,但周副书记说:“因为没有迁出手续,要转很大一圈儿。公社到派出所,村公所到生产队。关键是生产队是否愿意接收。”上个月,周副书记得到了具体消息:玻璃山大队南半部是一、二、三、四队,北半部是五、六、七、八队。八队在村子北部,一部分是社员是解放前从外地迁移过来的,个别户口也正在落实之中。另外,八队人少地多。因此,经大队部研究决定,加入第八生产队比较合适。父亲一听,自然是满心欢喜,正巧自己就住在村子北部,离家也近。半个月前,父亲亲自登门,找到八队队长胡常年,可是胡队长却说:“根据政策,户口迁入,必须有迁出地的手续。既然周副书记和派出所都没意见,我们自然也没意见。但要在代表会上宣布一下,听听党员和代表们的意见,你等等再说。”
  逃荒在外,哪有什么《迁出证明》?事情已经过去多日了,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这天下午,车站没有任务,父亲吃过午饭,拿起大衣和围巾,告诉母亲:“我还找胡队长去。”打开院门。母亲紧跟父亲走出门外,轻声说:“常年让你今天去,多给人家说点好话。”母亲注视着父亲,又说“另外,我见赵老茂的老婆,她说愿意租给咱们房子。回来时,你顺便到他家再问问,一个月多钱。如果合适,过了年咱们就搬出去。八九口子长住一起,不行。”
  “嗯,这我知道了。办完事直接到他家,听听老茂的想法。”父亲穿上厚厚的大衣,转身对母亲说“你回去吧,外面太冷了。”说完,朝东向屯子里走去。
  土路起伏不平,坚硬溜滑。风越刮越大,虽然爷爷的大衣也挺厚,感觉脊梁骨还是冰凉,心里更是七上八下,不知道胡队长和代表们怎么决定了。约摸走了五六分钟,一条南北大路展现在眼前,大路宽宽的,南北走向,路面坑坑洼洼。夏季路面泥泞,冬天便成了石头块。这就是玻璃山的主街道。大路两侧全是农房,蛰伏在寒风中。天色灰蒙蒙的,路上看不见一个人。十字路口的西南角有座院子,院墙不高,三间平房,是赵老茂家,老茂和叔叔关系不错,没事常找叔叔唠嗑。老茂和胡队长是近邻,东北角就是胡队长的院落,高高的院墙,崭新的大门还没有上漆。
  父亲直接来到胡队长的门前,掸掸身上的雪粒,敲了好半天,胡队长的老婆才把门打开,满脸堆笑把父亲让到屋里。
  里屋炉子烧得通红,弥漫着香烟味,暖和和的。胡队长正和生产队会计讨论着什么事。胡队长看见父亲进屋,开门见山地对父亲说:“你入队那事还不好办哩,党员们都有意见。”
  “这两天,周副书记在郑家屯开会,他让我来再问问。”父亲显然有些心急。
  “在郑家屯开会?看来你是不知道,他接受教育去了。”会计一副半阴不阳的样子。
  “接受教育?”父亲有些不解。
  “他是台湾潜伏的特务分子。他二叔是台湾的参谋长,叫周至柔。”会计说话上纲上线。
  胡队长从炕上下来,往炉子里续几块煤,假惺惺地对父亲讲:“不要着急,入队光靠周民不行,要靠党,要靠毛主席,要靠咱们生产队的代表和社员。”胡队长三十八九岁,细细的身材,瘦瘦的瓜子脸,薄薄的一层肉皮贴在脑壳上,一双蛇眼可以圆睁多时,一眨不眨,令人发怵。
  “对,对。不过,还托胡队长费心呀!”
  “你是复员军人,为国家出过力,我们都知道。你先回去,队里开会研究研究再说。能给你解决,我们一定会帮你解决。”
  说话间,外面传来一阵儿叫喊声,院里的两个小孩也跑了出去。
  “游行又开始了。”会计说着,和胡队长跑出屋门,两人站在院内的碾盘上,向大路上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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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路上,从北向南过来一群年轻人,穿着清一色的绿色大衣,胳膊上戴着红袖标,他们是红二派造反队(1967年春天,长春群众组织分裂为“两派四方”,二派是公社派和红二派,公社派的二方是: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红二派的二方是:红革会、二总部)。看不清三个犯人是谁,头上戴着两尺多长的白色纸帽子,上面写着毛笔黑字,反绑着双手,半敞着怀,被推搡得直打趔趄。一个带队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子,嘴大腮帮子宽,手持毛主席语录,高喊:“打倒特务头子周民,打倒反革命分子周纪涛,打倒吕伟峰!”
  “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父亲听到周民这个熟悉的名字,内心不由一震,会计说的不假,这一切都是真的,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有错呢?难道台湾有亲戚就犯错误吗?父亲站在路旁,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不由为王主任担心起来。王主任与周副书记是亲家,会不会牵扯到王主任?

  “云峰,回家来坐,外边天冷。”
  父亲转脸一看,老茂也在路边看热闹。老茂说:“大冷天,跑这么远来看。这有啥看啊?!”
  “我路过。”父亲应一句,望着远去的游行队。
  “来来,回屋坐。”
  俩人边走边聊,父亲说:“周民是公社副书记,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你可甭乱说,咱们不管他公家的事。”老茂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说:“周民的叔叔是台湾国防部的参谋长。其实,这周民也不是本地的,我听说老家好像是浙江的。”
  “听口音也听不出来啊。”
  “他来玻璃山,有20年多了。详细的咱不知道。”转而又说:“这种事,别打听,咱不知道最好。”赵老茂50多岁,是一个内心明白,表面糊涂的人。
  赵老茂两口子只有一个姑娘,1961年远嫁到服先公社。老两口相依为命,家里三间房子也住不完,想找个合适的邻居作伴。父亲张口一提,老茂满口答应,就是不说价格。老茂妻是个爽快人:“嫂子不要一分钱,你们也不住。那样吧,一个月就给两块钱吧,权当找个伴,没事唠唠嗑。”
  父亲满心欢喜:“行行,嫂子,赵哥你们俩都是好人。没几天就要春节了,年里不说了,明年春天暖和一点就搬过来。”
  “好说,老弟。愿意啥时搬就啥事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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