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站王主任，特别同情父亲的处境，在他的帮助下，父亲被特招为车站临时工，暂时到货场当装卸工。在单位做临时工，能够享受工资待遇，也是让很多人农民羡慕的事。虽然很累，一个月下来也能领到二十来元。对于母亲和我来说，养家糊口够用了。
东北的冬天，极端天气能降到零下三十多度。南方人到了北方，短时间根本无法适应。从老家出来，所带衣服有限。即使带一半件棉衣，也无法抵御东北的严寒。去年一冬，父母没有添置一件棉衣，就是将将就就过来的。
深秋时节，天气逐渐冷了起来。父亲在货场也赚了些钱，爷爷又给了些布票，钱票齐全，一切好办。母亲有一手漂亮利落的针线活，做出来的衣服一针挨一针，精致讲究。不用几天，父亲穿上棉衣棉裤，有角有楞，紧身贴体。母亲只给自己做了一件棉袄。母亲至今还穿着绒裤，父亲感到惭愧。母亲却说：“我在家带孩子，又不出门，屋里还有炉子，一件棉袄就行了。你在货场干活，不管刮风还是下雪，都得往那跑，将就不得！”
临近春节，池塘早已经冰冻三尺，深绿色的解放牌汽车为了绕近路，时常载着重货从冰上越过，轮子上的铁链子在冰上发出“喀吧喀吧”的声响，冰面被压出一道道白色车痕。急着办事的人们，头戴皮毛帽子，身穿厚棉衣，戴着手套，弯着腰，缩着脖子，眯缝着眼睛，左一脚右一脚，在雪地里蹒跚，寒风刮起的雪粒，打在脸上既凉又疼。父亲起早贪黑，往返于池塘边这条通往货场的小路上。
国家政策变化，正式参加铁路工作也就成了泡影。既然千里迢迢来到东北，再返回河南也不现实。当下，唯一的途径就是落户到玻璃山大队。爷爷毕竟在玻璃山三年了，在车站人际关系都挺好，工作上遇到大事小事，基本都是找王主任。王主任也热心肠，为了帮我们落户，没少费心。他的亲家是玻璃山公社的副书记，姓周（周民）。因此，王主任往公社跑了好几趟，周副书记也答应帮忙转转圈，但周副书记说：“因为没有迁出手续，要转很大一圈儿。公社到派出所，村公所到生产队。关键是生产队是否愿意接收。”上个月，周副书记得到了具体消息：玻璃山大队南半部是一、二、三、四队，北半部是五、六、七、八队。八队在村子北部，一部分是社员是解放前从外地迁移过来的，个别户口也正在落实之中。另外，八队人少地多。因此，经大队部研究决定，加入第八生产队比较合适。父亲一听，自然是满心欢喜，正巧自己就住在村子北部，离家也近。半个月前，父亲亲自登门，找到八队队长胡常年，可是胡队长却说：“根据政策，户口迁入，必须有迁出地的手续。既然周副书记和派出所都没意见，我们自然也没意见。但要在代表会上宣布一下，听听党员和代表们的意见，你等等再说。”
逃荒在外，哪有什么《迁出证明》？事情已经过去多日了，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这天下午，车站没有任务，父亲吃过午饭，拿起大衣和围巾，告诉母亲：“我还找胡队长去。”打开院门。母亲紧跟父亲走出门外，轻声说：“常年让你今天去，多给人家说点好话。”母亲注视着父亲，又说“另外，我见赵老茂的老婆，她说愿意租给咱们房子。回来时，你顺便到他家再问问，一个月多钱。如果合适，过了年咱们就搬出去。八九口子长住一起，不行。”
“嗯，这我知道了。办完事直接到他家，听听老茂的想法。”父亲穿上厚厚的大衣，转身对母亲说“你回去吧，外面太冷了。”说完，朝东向屯子里走去。
土路起伏不平，坚硬溜滑。风越刮越大，虽然爷爷的大衣也挺厚，感觉脊梁骨还是冰凉，心里更是七上八下，不知道胡队长和代表们怎么决定了。约摸走了五六分钟，一条南北大路展现在眼前，大路宽宽的，南北走向，路面坑坑洼洼。夏季路面泥泞，冬天便成了石头块。这就是玻璃山的主街道。大路两侧全是农房，蛰伏在寒风中。天色灰蒙蒙的，路上看不见一个人。十字路口的西南角有座院子，院墙不高，三间平房，是赵老茂家，老茂和叔叔关系不错，没事常找叔叔唠嗑。老茂和胡队长是近邻，东北角就是胡队长的院落，高高的院墙，崭新的大门还没有上漆。
父亲直接来到胡队长的门前，掸掸身上的雪粒，敲了好半天，胡队长的老婆才把门打开，满脸堆笑把父亲让到屋里。
里屋炉子烧得通红，弥漫着香烟味，暖和和的。胡队长正和生产队会计讨论着什么事。胡队长看见父亲进屋，开门见山地对父亲说：“你入队那事还不好办哩，党员们都有意见。”
“这两天，周副书记在郑家屯开会，他让我来再问问。”父亲显然有些心急。
“在郑家屯开会？看来你是不知道，他接受教育去了。”会计一副半阴不阳的样子。
“接受教育？”父亲有些不解。
“他是台湾潜伏的特务分子。他二叔是台湾的参谋长，叫周至柔。”会计说话上纲上线。
胡队长从炕上下来，往炉子里续几块煤，假惺惺地对父亲讲：“不要着急，入队光靠周民不行，要靠党，要靠毛主席，要靠咱们生产队的代表和社员。”胡队长三十八九岁，细细的身材，瘦瘦的瓜子脸，薄薄的一层肉皮贴在脑壳上，一双蛇眼可以圆睁多时，一眨不眨，令人发怵。
“对，对。不过，还托胡队长费心呀！”
“你是复员军人，为国家出过力，我们都知道。你先回去，队里开会研究研究再说。能给你解决，我们一定会帮你解决。”
说话间，外面传来一阵儿叫喊声，院里的两个小孩也跑了出去。
“游行又开始了。”会计说着，和胡队长跑出屋门，两人站在院内的碾盘上，向大路上观望。
大路上，从北向南过来一群年轻人，穿着清一色的绿色大衣，胳膊上戴着红袖标，他们是红二派造反队（1967年春天，长春群众组织分裂为“两派四方”，二派是公社派和红二派，公社派的二方是：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红二派的二方是：红革会、二总部）。看不清三个犯人是谁，头上戴着两尺多长的白色纸帽子，上面写着毛笔黑字，反绑着双手，半敞着怀，被推搡得直打趔趄。一个带队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子，嘴大腮帮子宽，手持毛主席语录，高喊：“打倒特务头子周民，打倒反革命分子周纪涛，打倒吕伟峰！”
“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父亲听到周民这个熟悉的名字，内心不由一震，会计说的不假，这一切都是真的，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有错呢？难道台湾有亲戚就犯错误吗？父亲站在路旁，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不由为王主任担心起来。王主任与周副书记是亲家，会不会牵扯到王主任？
“云峰，回家来坐，外边天冷。”
父亲转脸一看，老茂也在路边看热闹。老茂说：“大冷天，跑这么远来看。这有啥看啊？！”
“我路过。”父亲应一句，望着远去的游行队。
“来来，回屋坐。”
俩人边走边聊，父亲说：“周民是公社副书记，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你可甭乱说，咱们不管他公家的事。”老茂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说：“周民的叔叔是台湾国防部的参谋长。其实，这周民也不是本地的，我听说老家好像是浙江的。”
“听口音也听不出来啊。”
“他来玻璃山，有20年多了。详细的咱不知道。”转而又说：“这种事，别打听，咱不知道最好。”赵老茂50多岁，是一个内心明白，表面糊涂的人。
赵老茂两口子只有一个姑娘，1961年远嫁到服先公社。老两口相依为命，家里三间房子也住不完，想找个合适的邻居作伴。父亲张口一提，老茂满口答应，就是不说价格。老茂妻是个爽快人：“嫂子不要一分钱，你们也不住。那样吧，一个月就给两块钱吧，权当找个伴，没事唠唠嗑。”
父亲满心欢喜：“行行，嫂子，赵哥你们俩都是好人。没几天就要春节了，年里不说了，明年春天暖和一点就搬过来。”
“好说，老弟。愿意啥时搬就啥事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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