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下的那所房子，简直就像八十岁的老太太，又旧又矮，进出先弯腰，生怕碰着额头。每逢多雨季节，一家人犯愁，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大小盆子都派上了用场。人住嫌破旧，老鼠却很理想。刚入睡，一会儿撞倒油瓶子，一会儿发出“吱吱”的交流声，一会儿又传来啃家具的咯嘣声，一会儿又蹬落房顶的泥土，整夜不得安宁，好端端的家具被啃得遍体鳞伤。所以，每晚睡觉前，必须把食品用瓷盆扣起来，以免招引鼠辈偷食。为了彻底改变居住环境，父亲拼命干活，母亲连吃药的钱都不舍得花。三年之中，父母没有添过一件新衣服，能凑合就凑合，往往一件衣服补了又补，缝了又缝。1975年初秋，家中那头大猪卖了近百元，前后积蓄五百多块钱。父母决定扒掉老房子，原址重建。
中秋时节，东北还不算冷，每年一季的农活基本结束。生产队抽出八九个社员，帮助我们建新房。按照本地习俗，上大梁当天中午要吃一顿好饭，犒劳大伙儿，一则表示主家心意，二则期望大伙儿继续用心用力。大饼子自然不行，但公社的食堂里又买不到馒头，所以，只有坐火车到县城（郑家屯，现在的双辽市）去买。玻璃山到县城36公里，母亲有病，另外家中也离不开人，父亲更离不开。
前一天傍晚，父亲和母亲商量：“明早的车来不及，现在我就去车站看看有没有货车。要是有的话，扒货车连夜去郑家屯。明天上午9点之前，就能赶回来。”
“9点之前没票车。如果扒不上货车怎么办？郑家屯是大车站，不一定就能顺顺利利地坐上。”母亲觉得不合适，扔掉手中的麻绳，喉咙里连续发出“嘿儿—嘿儿”声。
父亲看看母亲：“坐下歇会吧。”
母亲绷紧嘴，憋着干咳，对父亲说：“你一走，那么多人干活，一会要这一会要那，我一个人顾不过来。”
我虽然不满11岁，但却很要强。平时，父亲干活早出晚归，整天不在家，母亲又病恹恹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生于苦中不觉苦。每逢星期六下午，学校休课，整整一个下午就是带弟弟；第二天像是出笼的鸟儿，伙同苏小三（苏志生，苏木匠的三儿子）、张拍儿去地里挖野菜，喂猪喂鸡。
铁路西的农田里有成片成片的猪毛菜。如果再远走二里，就能挖到上等的野菜，比如青母菜、马齿菜、灰灰菜、刺苋菜。青母菜就是苦麻菜，这种菜蘸酱吃，口感鲜嫩；马齿菜掺面烙饼子，略酸带香；灰灰菜蒸包子，软香可口。为了节省粮食，很多时候，这些菜都用来充饥。至于家畜，能吃到这些野菜就像吃到了粮食一样。
带一条布袋，拿一把铲子，像淘金一样，总要跑的远些，去那偏僻的庄稼地。那里远离村庄，地块大，生产队打理不过来。里面杂草纵生，野菜成片，半天就能把布袋塞满。到家后，好菜挑出来人吃，剩下的统统放入大锅里煮熟，然后倒进缸里发酵。喂猪时，撒点大青盐或苞米皮，猪喜欢吃，也上膘快。
家里喂养一大一小两头猪，一袋子野菜可以维持三四天。所以，星期天挖一袋子，到星期五才喂完，大致也能跟上。父亲答应我，等大猪卖了变钱，就给我买一件的确凉衬衫。在我心里，即便不买衬衫，也不愿意在家里带弟弟。带孩子太麻烦，又是扛，又是背，丝毫不对他就哭。母亲听到弟弟哭，就瞪着眼冲我发火，又是打又是骂，还不如出力干活。自从母亲患病之后，性格变得越来越怪异，动不动就发脾气。我最害怕母亲生气的样子，所以，自愿承担起三分之一的家务。担水，担不动就担半桶；做饭，灶台高就站在板凳上…….这些活我都能干，也喜欢学。因此，也常常得到父母的夸奖。不管怎样，母亲不发脾气就行。
此时，我正在看小人书。听到父母为买馒头一事犯愁，我转身趴在父亲腿上，仰脸对父亲说:“我去郑家屯买馒头吧？”
“呵呵，你？”父亲看看我，笑了笑，没当回事儿。
母亲放下家什，伸了伸疲惫的腰，干咳两声，说：“你一个人去县城？你知道路？还不把自己丢了？！”
我赶忙辩解：“我去郑家屯都好几回了，我知道路。玻璃山车站8点半上车，车头朝南。郑家屯回来是11点多，车头朝北。”我跟着父亲去过郑家屯。下去站台50米，左侧有很多高耸的白杨树，那个食堂就在右侧。毕竟去过一次，我记得很清楚。
“你能找到那家食堂？”父亲有些认真了。
“能啊。我记得很清楚，下站台就找到了。”我怕父亲不信，又详细地叙述了一遍。
父亲犹犹豫豫，又和母亲商量几句，最终信了我。
一斤馒头需要两毛一分钱和一斤粮票，父亲给我二块钱和五斤粮票，买30个馒头用不完。第二天早上，我身背军用包，信心十足地来到火车站。父亲千叮咛万嘱咐，好像我一定要丢了似的，怀着忐忑的心情把我送上了火车。
到了郑家屯，我不敢迟疑，挤在人流中钻出验票口，径直往饭店跑去。那个饭店生意好，进进出出的人很多，站在后边排队等待。看着这个饭店，脑海里想起了父亲讲的一个故事：几年前，父亲就在这个饭店，排队取饭。突然，感觉有人翻动自己的裤袋，扭脸一看，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正在掏自己的钱包，父亲反应快，伸手抓住那小伙子的衣领。那人猜测父亲不是本地人，猛地挣脱出去，拔出小刀，准备动武。父亲不到40岁，在部队曾受过专业训练，哪会害怕一个小毛贼，飞起一脚，正好踢到那人的小肚子，那人当即就蹲在了地上，连声求饶。父亲神气威武的形象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也要学父亲，做个威武的男子汉。
今天排队的人太多了，错过钟点就坐不上车了。我顾不得再多想，弯腰挤到窗口旁，踮着脚，把钱票递了进去。排队的人看我是小孩，都笑了笑也没言语。不敢误点，挎上包一路小跑来到车站验票口，挤进站台。向北望，正好有一辆绿色票车，车头朝北，旅客们正在上车呐。车头朝北，这趟车肯定是去玻璃山的，我也跟着上了车。列车轰轰启动，我坐在座上喜滋滋的：“到家后，爹妈一定夸奖我！”
列车疾驶，隔一会儿我就向窗外看看，观望那曾经熟悉的景象。走了好一阵子，感觉越来越不对劲，沿途景象和车站我都没见过。没有见到熟悉的大土山，也没有看见卧虎屯呀，一种恐慌的感觉涌上心头，跑到车厢门前，向窗外仔细察看：之前跟父亲进城路过的那种景象，一点也没看见，不由得害怕起来：“完了，完了，这回可完了。”父亲接不到我，他会去哪儿找我？
情急之下，憋出了一个办法，我来到乘务员门旁，“呜—呜”哭起来。这招果然很灵，惊动了女乘务员，她拉开门嚷嚷：“谁家的小孩呀？哭啥呀，你家大人呢？”
“我自个儿。”
“你去哪儿呀？”
“我去玻璃山，回家。”我眼泪哗哗的望着她，祈求她能帮助我。
“这趟车是去通辽的，都向西走60公里了。玻璃山是朝北开。小孩，你坐错车了。现在都快到大林站了。”乘务员面带同情，唠叨着“让小孩自己坐车，大人也放心？”
我大哭起来。女乘务员慌忙把我带进乘务室内，让我坐在她的身边，擦去我脸上的泪水，劝我别哭，答应帮我想办法。
列车很快到了大林车站。女乘务员把我领下车，托付给车站的信号员，上车走了。
大林站那个信号员身材魁梧，面目黝黑，手握两只旗子，冲着列车摆了又摆，转过身来看我一眼，说：“来吧—-”，把我领进值班室，让我坐在炉子旁。太阳西斜时，好像信号员换班，又把我托付给另一个人。这个人三十多岁，瘦高个子，也不爱多说话。慢悠悠转过身来，心不在焉地打量一番，说：“坐错车了？”
“嗯呐。”我呆板地回答。
“去玻璃山？”
“是的，去玻璃山。”我带着一种求助的口吻。
等了好长时间，机务段一辆专用车去郑家屯。他把我送上车，嘱咐司机，顺便把我送回郑家屯。
这趟车只有一个车头，是机务段的大机。一路上走走停停，模模糊糊过了好长时间，我才被送回郑家屯车站。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我呆坐在候车大厅里，等待第二天还坐那趟火车回家。大厅里很多旅客，但冷冷清清的，十分安静，偶尔传出一声清脆的咳嗽声。我独自坐在一边，疲倦地观望着每一个旅客，期望能看见熟悉的身影。不到一刻钟，我眼前一亮，远远看见一位高大而又亲切的身影出现在候车室门口，正在四处张望。我立刻惊喜起来，“我爹！”与此同时，父亲也看到了我，疾步走到我身边，两手抓住我的肩膀：“快把你爹吓死了！傻孩子。”话音未落，泪水像珠子一样掉了下来。
我仰脸望着爹爹：“爹，你来干啥？”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说了这样一句话，也许还在逞强，也许没有脸面去面对父亲，我没有完成任务。自从发现坐错了车，我就开始发愁：已经答应社员们今天中午吃馒头，如今父母如何去弥补？我又想，今天社员们没有吃到馒头，能不能告诉大家，改成明天吃？
父亲一双眼红红的，注视着我：“我来干啥？家里八九个人还等着吃饭哩，你还在这儿呐。”
我很惭愧，没有资格再说话。
父亲又问道：“你从哪儿进来了？爹一直在门口咋没有看见你？”
“是一个司机从检票口把我领过来的。”我指指进站口。
父亲接过包，挎在自己肩上，俯身抱起我，走出站台……
父亲没有接到我，顿时，家里炸开了锅。父亲简直要疯了。此时，玻璃山站恰好停靠一趟运煤车，父亲扒上煤车，一个小时就到了郑家屯。他先到那家饭店，然后又找遍了车站的各个角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父亲请求车站广播室播放寻人启事。但三个小时过去了，仍没有一点音信，父亲心急如焚。播音员提醒父亲：“你去找站长，他能电话联系其它车站。”父亲似乎感觉到了希望，于是，敲开了站长办公室的门。车站站长是个年轻女人，很热心，她皱了皱眉头，拨通了保康站和通辽站的电话，说明原由，请求帮忙。转身安慰父亲：“你在车站附近没有找到你孩子，说明他坐上车了。第一是上错了车，第二可能是坐过了站。我已经联系了站点，一旦发现孩子，咱这边就会接到电话。”
原来，我坐那趟车，是开往通辽方向的，在郑家屯10点45分发车。从郑家屯路过玻璃山那趟车，在郑家屯10点55分发车。两趟车的开车时间接近，车头也都是朝北。但开往通辽的车向北走7里，便开始向西拐弯。难怪我会弄错。
“都怪我大意，也没详细交代他。”父亲自责不已。
时间不长，通辽车站来了电话，说我在大林站，一趟货车会把我捎回郑家屯。女站长非常兴奋，对父亲说：“有消息了，有消息了。你儿子果真是坐错了车，现在大林站呢，晚会就会被送到咱站上。你在候车室等着吧。”
其实，大林站原本说让我趁一辆货车回郑家屯，可是，那趟货车没在大林站停靠。等坐上机务段的车，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这辆车走走停停，所以，一直到了傍晚6点多，才到郑家屯。
第二天上午，父亲领着我赶回玻璃山。走到西院老李家，弟弟远远地看见我，大声叫：“哥—-哥—-哥……”那时，弟弟才两岁半，刚学会说话。那些干活的大人们看见我回来了，纷纷丢下手中的工具，兴奋得把我围在中间：“馒头不吃也不能把孩子丢了啊！”大伙儿哈哈大笑起来。那些朴实的社员们没有因为一顿饭而生气。
从那时起，大人们一见我就会笑着逗我：“外交部长，去哪儿呀？”
新房子盖好一月多，爷爷特意叮嘱父亲：进入腊月，老灶爷就要离开人间，上天汇报人间善恶，所以，农历十一月必须搬进新居。爷爷说十一月初七那天是黄道日，最适合搬家。遵照爷爷的吩咐，十一月初七，我们一家从临时草棚里搬入新居。新房子虽然有些潮湿，但宽敞明亮，墙面光光的，过年再糊上一层报纸，就更新了。阳光从大窗透到炕上，感觉一切都是畅快的。
搬家那天，叔叔领着我堂弟小三也前来庆贺。叔叔也很满意，对父亲说：“没有一套家具不行。再做一对箱子，把衣服都装里面。”
“木材太贵，缓缓再说。”父亲笑笑说。
“找王主任呀。站台南边堆放百十根枕木，弄回来两根就行了。”
冬春两季，母亲咳嗽的更厉害。盖房子操劳一个月，身体明显消瘦，脸色泛黄。近十几天，越发明显，体温偏高，怕冷打战。特别是午后，体温升高，咳嗽震得胸骨疼痛，看着母亲痛苦的样子，父亲十分担心，劝诫母亲说：“不舍得花钱，以后严重了，花钱不是更多吗？”
“天暖和了，咳嗽就轻了。月子撂下的病，想彻底治好，不容易！”母亲性格偏执，不舍得花钱。
“都两年了。如果当事治疗，现在可能都好了！”
“家里有多少钱？日子还过不过了？”说着说着，母亲又想发火。
1974年底，母亲实在熬不过去了。跟随父亲到保康检查，发现已经转化为肺结核。医生告诉父亲：“肺结核具有传染性，病人餐具必须专用。另外，病人必须住院治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医生告诉父亲，目前，肺结核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注射青链霉素，也只是起到减缓作用。异烟肼是特效药，但一般人又买不到。
天，又阴了。父亲强装笑脸，哄母亲：“你的气管炎不轻，大夫要求住院治疗。”
“我不住院！两个孩子都在家。再说，就带二十块钱，连入院费都不够。”母亲很坚决。
“别着急，你只管入院。我赶回去找钱！”
“去哪里找？盖房子花了四百多块，现在家里就那百十元了，都花到医院里，年都过不去。”母亲情绪很激动“俩个孩子怎么办？谁管他们？”
“先让咱娘照看小伟，红军也来这儿。就是不过年，也得给你治病！”
“算了吧，我不住院，开点药先吃着。”母亲说“我惦记俩个孩子，今天咱们就回家！”
父母两人各持己见，吵得脸红脖子粗，最后只得回家。
季向樱知道母亲的病情之后，给大连老家写信，寄来两盒青霉素和两盒链霉素。母亲连续注射二十天，病情略有好转。
夏初，一天天暖和起来，母亲不再咳嗽的那么厉害，脸上也有了红晕。父亲自然是心情宽松，打算去车站要两根枕木做家具。铁路财大气粗，在工区北面，替换下来的大量旧枕木，堆了好几堆，虽说是旧的，但有些和新的也没两样。铁路枕木，也叫道木，选用的木材是优质的东北松，整体裁切而成。然后做防腐处理，通体打孔，沥青浸注。这种木材锯开后，呈黄褐色，且有刺鼻的气味。条件好是不用它做家具的。
王主任同意，但王主任说不能白天往家里扛。国家的财物，即使扔掉不用，个人也不能据为己有。得到枕木后，经南院老张头介绍，父亲请来了苏老木匠。苏老木匠家住公社南头，老家是山东莒县的。清末年间，与老乡结伴闯关东，在此扎根落户。如今已经年近古稀，但精神头不减当年，神采奕奕，是本地出了名的老木匠。
木匠活不轻松，一根枕木要锯成五六块木板，全靠人工一锯一锯地拉。老木匠说自己年岁已高，已经拉不动大锯啦。
晚上，父亲登门拜访，对老木匠说：“你老是山东的，我是河南的，咱都是关内的老乡。知道您岁数大，不着急，反正这季节也不忙，咱慢慢做。”
老木匠看父亲人实诚，又是老乡，抹不开面子，也就应承下来。
十月初开始，老木匠和父亲整整干了六七天，一对大红箱子呈现在面前。这对箱子正是时下东北最流行的样式，正面翻印一对莲花鸳鸯谱，图案清晰，色彩绚丽。抚摸箱身，手感润滑细腻，简直无法想象它的完美程度，堪称家具中的精品。唯一不足的是，木料散发出一种刺鼻的气味。
十几天后，老木匠身体不适，确实无法再干，就把剩余的的活交给了儿子。
苏木匠是老木匠的儿子，手艺比老木匠差了一点。接着又忙活了半个月，另一对箱子和一张八仙桌也做好了。这对箱子无法与那一对箱子相比，图案粗糙模糊，色彩浓淡不均，接口不严。
苏木匠淳朴诚实，从此，两家关系非常要好。
母亲注重整洁。平时，不管衣服再破再旧，都要浆洗干净，板板整整地叠起来，穿到身上有角有楞，就像用电熨斗烫过一样。家具做好后，屋内摆设一新，门后挂一个大镜子，右上角印着“韶山风光”，母亲喜爱打扮，这是她的专用品。
屋内摆设整整齐齐，看似一本装帧完美的书籍。母亲勤劳肯干，从无怨言，一天擦一次，不允许有一点灰尘。桌子上摆放的日常用品，无论是热水瓶，还是一只杯子，用后必须放在原处。两个相框悬挂在八仙桌上面，里面贴满了照片，几乎全是父亲的战友。母亲虽然脾气倔强，但相当尊重父亲，所以，那两个相框也要保持清晰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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