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是个大家庭，实行工分制，满分十分。社员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岗位配置，可谓汤水不漏，该有的领导全都有：队长、副队长、会计、出纳员、记工员、保管员，还有妇女队长、民兵排长、副排长、团支部书记、群众代表。入户八队后，父亲积极性高，被选为群众代表。春夏秋三季农忙，基本不见父亲在家，出工一天，就是十分，价值大约两毛多钱。每逢夏季，队里不定时分菜、分瓜，偶尔还会分二斤肉。到了年底，分红分粮食。有的家庭劳力少，工分就挣得少，一年下来不但没有收入，还可能倒欠。
话说一百圈，粮食还是不够吃。为了增加收入，我们家养一头大黑猪和一群鸡子，变钱贴补家用。平时，人们肚子都填不饱，家畜就更别提了，沾不上一粒粮食。玻璃山土地肥沃，野菜种类繁多：青母菜、婆婆丁、灰灰菜、马齿菜都是上等的野菜，猪最喜欢吃。刺角芽和猪毛菜差了点。野菜旺盛的季节，母亲天天领着我去挖野菜。好的挑出来，剩下的喂猪。
玻璃山地面宽广，农田离家远，偏远的离家十几里。父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开水泡大饼子，随便吃一口，就赶忙下地去了。中午自带干粮不回家，一直等到天黑透才回来。每天快黑的时候，我就在大门口等。在我的内心深处，父亲娇我疼我，整天不见父亲，总是想哭。这天，听说父亲去菜园干活，我闹着也要去。我知道母亲不会答应，对母亲说：“我不是去玩。菜园里野菜多，我是想去挖野菜！”我拿出铲子和布袋，对父母保证“明天我能挖一袋马齿菜。”父亲拗不过我，想了想，就带着我去上工了。
顺着大路向北走，在屯子最北头，首先看见的是一排红砖平房，那里住着十来个下乡知青。路东是生产队大院，养了几十头牲口，还存放着无数的生产工具。去菜园的马车已经套好，大伙一起坐上车，“吁吁喔喔”走了一阵子，才到了八队菜园。
菜园很大，郁郁葱葱，一眼望不到头，足有一千多亩。园子里种满了各种蔬菜，还有大片的西瓜、香瓜。向西望，朦朦胧胧，老树野草连着蓝天，“嘎嘎嘎”清脆的叫声时不时从远处传来。
面前是一片西瓜地，藤蔓交错，杂草纵生。今年西瓜好收成，大的大，小的小，明的明，暗的暗，有的已经熟透，早就烂在了地里。这里离家远，生产队也顾不过来，劳力们碰巧就吃几个，剩余的只有烂在地里。
挨着瓜地种的是茄子，里边马齿菜青翠透红，像地毯一样。灰灰菜是家族式分布，找到一块就能割满一袋子。
菜园中间，盖了两间土坯房，住着一个看菜园的老汉，看上去不到六十岁，个子瘦高，身板笔直，脸庞黑里透红。尤其他那黑浓的眉毛，像是两只老蚕。耳朵上挂两根细绳，栓着一副断腿的老花镜。老人没戴，眼镜耷拉在肩头上。虽然有了岁数，从他那炯炯的眼神中可以看出，老人曾历经沧桑。
看见父亲领着我进屋，老人放下饭碗，和蔼地指着我问：“这是你儿子呀？”
“嗯。”父亲笑着应了一声，转头对我说：“叫张爷。”
我有些腼腆，脸躲在父亲身后。老人咯咯地笑了起来，说：“来啊，孩子，茭瓜菜泡饽饽。”老人一边说着，一边斜过来拉我。我连声说：“我不饿，我不饿。”
父亲让我坐在炕边，对老人说：“他不饿，等会队里就开饭了。”老人赶忙把手中的半个饼子塞给我，“先吃点，孩子。”老人压低声音，看着父亲说“递给孩子！”老人很真诚。
父亲不再推辞，接过饼子递给我：“你爷给你的。吃吧。”
我接过饽饽，手捧着吃起来，唯恐馍花掉了。饼子连皮带面，虽然粗糙干涩，感觉还是很香。
由于粮食奇缺，人们几乎没有吃饱过，谁能给一个窝窝头就算是十分亲近了。曾记得我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我饿得直哭，母亲背着我去找爷爷。因为爷爷是吃红本的铁路工人，相比我们好多了。跨进爷爷家的门坎，奶奶坐在炕上只顾忙活，带搭不理。我嚷着：“妈，我饿。”母亲说：“家里断顿好几天了，大人能将就，可怜孩子。”爷爷背靠炕头，冷生生地说：“喝水有，吃馍没有！”。可想而知，灾荒年人人都饿，人间没有亲情。
老人看着我啃饼子的样子，蚕眉抖了抖，问道：“几岁了，孩子？”
“七岁。”我嗫嚅片刻，从嘴角挤出两个字。
“叫啥名子。”
“燕伟。”
父亲侧身坐在炕沿上，插言道：“这孩子，也不会说句谢谢爷爷。”
老人推开饭碗，说：“谢什么啊？”说着，站起身指着墙上的锯子，和我套近乎：“吃吧，一会儿爷爷给你做支手枪，标准的苏联造。”我一听手枪，来了兴趣，转过身来问老人：“真的呀？谢谢爷爷！”
老人笑起来，对我说：“那能有假？！你不知道，爷爷做的手枪，跟解放军的一模一样。”
生产队收茄子，妇女采摘，男劳力担运。五个年轻妇女都是劳动能手，她们头戴军帽，肩搭汗巾，胸挂徽章，蹲在地上，排成一排，有说有笑又有唱。
父亲、曾建国、小四，三人负责担运，他们的衬衫早就被汗水洇透，紧紧地贴在了脊梁上。丰收的喜悦激荡着每一个社员的心，他们没有感到累。男女之间，一边干活，一边逗笑，那些妇女们时不时就站起来大骂几声。
两辆马车装满了茄子，负责往家运。快马加鞭，“啪”的一声，领头的枣红马飞奔起来，一路荡起黄色的尘埃。
我在地里挖野菜。晚上回家坐马车，不用自己扛，所以要多挖一些，也好减少母亲的负担。我生性逞强，明明自己做不了，也非要去试试。茄子地马齿菜成片，我喜出望外，如获至宝，蹲下排着戕。帆布袋子比我还高，我就把袋子放倒，坐在地上用脚使劲蹬，布袋蹬得实实的。
没多长时间，就把布袋塞得满满的。我暗自欣喜，得意地向父亲回报。
父亲蹲下身子，看看鼓鼓的布袋，高兴地问道：“累不累？”
“不累！”我的回答很干脆。
父亲笑笑：“塞实多装点。”父亲又往下摁了又摁。接着说“孩子真中用。在这玩吧，别远去。”父亲一边搽汗，一边对我说。
我摸摸父亲的肩头，衣服湿湿的，心疼地对父亲说：“爹，你歇歇吧！”
父亲淡淡一笑：“爹不累！”
我看着小山似的茄子堆，问父亲：“队里为什么摘这么多茄子？”
“明天端午节，生产队给社员分菜啊。剩下的，队里还能卖钱，”父亲搽一下眼角的汗水，笑着说“明天让你妈给你熬茄子吃。”
快中午了，大伙来到老柳树下，凑在一起，有说有笑。小四最年轻，不过二十岁，笑起来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缝，是有名的调皮蛋。虽然年龄小，身体却壮得像一头牛，他有使不完的力气。此时，小四半躺在地上，翘着大腿，嘴里叼一根狗尾巴草，盯着花瑛嫂那鼓起的大肚子，朝曾建国使个眼色。花瑛嫂瞅见小四又在逗自己，脸不改色：“瞅啥呢，四蛋！”
这小四最不喜欢叫他四蛋，有时反而特别喜欢，一听花瑛嫂接上了话茬，高兴起来：“我没瞅什么啊。嫂子，实话实说，留印哥真能干！”
“死小子，看我不砸死你！”花瑛嫂顺手捡个大茄子朝小四砸去。小四一看，拔腿就跑。东打西应，正好砸在曾建国的脖子里。曾建国一边捂着脖子，一边叫嚷：“小四说你，你砸我干啥？！”
“你也不是好东西！”花瑛嫂笑得直不起腰。
曾建国笑着对花瑛说：“你应该请假在家歇歇，养养身子。留印老弟也太不懂事了。”
“我就说，你也不是好东西嘛。”花瑛嫂抄起扁担，朝他二人撵去。
大家伙哄堂大笑。
土坯房门口，伙夫挥舞着大勺子，声音拉得老长老长：“开饭了，每人一份炖羊肉，一个白面馒头——”
听说生产队死了一只羊，今天中午给社员改善伙食，每个劳力一碗炖羊肉，一个馒头，不够吃还有蒸南瓜。
蒸笼里的白面馒头散发着甜香，鲜红的南瓜还冒着热气，让人看了直流口水。
父亲盛满一饭盒，领一个馒头，一齐放在我面前的板凳上。肥嫩的炖羊肉，软香的的茄子块，上面漂一层金黄的油花。父亲把馒头递给我，让我先吃。这饭太好吃了，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丰盛的饭菜
父亲用树枝做了一双筷子，捧着蒸南瓜走了过来。只有一个馒头，父亲只有吃南瓜，我歪着头望着父亲那高大的身影，感觉自己是多么地幸福。
看菜园的张爷爷一只手端着菜碗，一只手拿着一块鲜红的蒸南瓜，凑到我身边，说：“馒头你吃，你爹吃南瓜。”老头嘴里鼓鼓的，两腮像两个乒乓球，里外滚动着。
“我爹没有吃馒头的。”我心里有些愧疚。
“你爹不舍得。”老人笑着用手在我头上弹了一下，我羞得不知道怎么说，看了看父亲手中的南瓜。
老人放下菜碗，捋捋胡子，似乎自言自语：“父母对孩子，无怨无悔；孩子对父母，一句话说不清。”
父亲低头看着我：“长大了，孝顺不孝顺由他去呗。”
老人手指远处的一道沙岭，对我说：“吃完饭，我带你去那儿玩。”
远远向北望去，那道沙岭气势恢宏，如同一条长龙，横贯东西，无边无沿。岭上树木茂盛，树干低矮，杂草纵生，朦朦胧胧与蓝天相连，或许那就是天边。成群的小鸟，空中翱翔，唧唧喳喳，偶尔又传来几声“呱呱”怪叫，不知道是什么鸟，也看不见它的身影。那里简直是鸟儿的天堂，热闹非凡。老人告诉我：那道岭是古代为了防止鲜卑人入侵而堆建起来的。
我非常好奇。
老人搽了搽嘴角，得意地说：“沙岭近处有个水塘，那里有无数的野鸭子。你在水边上转两圈，兴许还能捡到一窝野鸭子蛋哩。你知道一窝野鸭蛋有多少个？多的有五十个。去年我就捡到一窝，整整四十七个。”
“张叔的运气好啊。”父亲笑着说。
“那可不。还没给你说呐，去年这个时侯，我在草丛碰到一窝野鸡蛋，鸡仔都快出壳了，我用布衫把它全兜了回来。现在都养大了，就是和咱们家鸡不一样，打鸣只会咯咯两声，也养不肥。”
老人看看我，说：“不说了，爷爷给你摘个西瓜去。”老人非常喜欢我，撂下饭碗，径直走向西瓜地。
我感觉老头人好，逐渐与他熟悉起来，跟在他后边。老人猫着腰，在一个西瓜上敲两下，就掰掉了瓜蒂，单手举起来，手掌一伸，“啪”，西瓜被劈成两半，递给我说：“用手挖着吃。”可把我乐坏了。
张爷爷今年五十九岁，原本有一个儿子叫爱国，十九岁参军。一九五八年，青海回臧暴乱。兰州军区根据毛主席指示，武力平叛。六月，张爱国执行任务，驾驶军车通过平安县群加小镇，遭遇藏民截击，汽车中弹爆炸，爱国当场牺牲，年仅20岁。噩耗传来，老两口痛不欲生。公社考虑到老人年近花甲，四年以来，逢年过节，民政所都要送来一斤白面。为了体现党的关怀，生产队特意安排老人看护菜园，轻轻松松，不用出力。
歇了一会儿，张爷爷砍下一根树杈，他说这叫探路杆。去草甸子，必须拿一根棍子探路，以免不小心被虫蛇咬到。张爷爷前面走，我跟在后面，高一脚低一脚走近水塘边。突然，“扑棱棱”飞起上百只野鸭，“嘎嘎”叫着飞进草丛，霎时间，不见了踪影，四周又是一片寂静。
水塘有三间房子那么大，岸边长满了一米多高的草葱，夹杂着野草，密密麻麻，简直无法下脚，张爷爷教我用探路杆把草拨开，小心翼翼慢慢走。刚到水边，千万只青蛙“噗噗通通”一齐跳入水中。只有癞蛤蟆若无其事，懒洋洋像个绅士，迈着八字步朝水边爬去。或许它明白人们厌恶它的长相，不会与它去较劲吧。
围着水塘转了两圈，没有找到野鸭蛋。突然，爷爷拉住我，轻声喊道：“慢着、慢着”。
“哎呀！”我吓得要跳起来。草地上卧一只硕大的刺猬，一动不动。可能是刺猬受到了惊吓，全身蜷缩，棘刺竖立，像是一个带刺的皮球，看不见它的头和脚。爷爷崴了一根野麻杆，剥下皮做一根绳子，把刺猬拴了起来，说：“它不会咬人，你拎着，回家玩。”我怯怯地拎着刺猬，伸直胳膊，与它远远的，唯恐它猛然咬我一口。
“回吧，爷爷给你做把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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