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父母自然是高兴。这里这样摆,那里那样改,大门再修修,院墙再补补,里里外外重新整了个遍。虽然忙乎了好几天,父母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像是看到了美好的未来。母亲说:“有了家,再也不用看脸色过日子啦。孩子在院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父亲笑着说:“是啊,想拉哪儿就拉哪儿。”
开春,买了一头小猪和二十多只鸡仔,母亲说:“看着人家孩子吃鸡蛋,孩子总是眼巴巴的。等咱的鸡子下蛋了,给孩子蒸着吃。猪喂到年底,买了变钱,过个肥肥实实的年!”
“妈妈给你蒸鸡蛋吃,就别吃奶了,看你都五岁了。”父亲一直笑。
“那两年,包米面都吃不到嘴里,咋能让孩子断奶!”母亲抚摸着我的脸。
父亲感觉有信心:“赶明,托人弄几根道木(枕木),也做一套家具。”
“眼下最紧要的事就是户口。早几个月手续都办好了,到现在仍没着落。你尽快去问。”想起来自己还是黑户,母亲就犯愁。
“嗯。铁路工作没了希望,落户生产队是早晚的事。”
“周书记人挺好,突然就出了事,也不知道因为啥了,现在关哪儿了,咱也打听不到。没熟人,我觉着,八队那几个干部的话不好说!”周副书记叫周俊山,是大队书记,他和爷爷关系不错。不知道什么原因,年前被关了起来,开会批斗。去年他出事之前,就帮我们办齐了手续,一家三口迁入第八生产队,只剩八队接收了。户口迁入八队,队长胡常年当时没有意见。但周副书记出事之后,这事就一直拖着,没有给落实。父亲找一次又一次,总是推来推去往后拖。为这事,母亲没少唠叨:“那个胡队长的话难说。”
其实,父亲也明白,就是这胡常年在中间作梗,拖着不办:“我不是说过嘛,胡常年和周俊山都想当大队书记,上次选举胡常年落了选,后来只当了个队长,他能不嫉恨俊山?因此,这俩人是面和心不和。经周俊山办的事,现在他出事了,胡常年会接着给你办?今晚,破点钱,再去找胡常年。听听到底咋说!”
农历三月底,严寒悄然退去,春天的气息飘然而至。父亲买一斤白砂糖,一斤饼干,带着我再次走进胡队长的家门口。
大门半开着,院里一片漆黑。窗内人影晃动,家里好像有客人,父亲拉着我走近屋门,里屋传出来尖锐的说话声:“杨云峰入咱们八队,不行!”父亲非常激动,直接推门进屋,但恶气变好声,问道:“你们说啥呢?”讲话的是八队会计付长贵,歪歪扭扭地坐在板凳上。胡队长看见父亲进屋,尴尬地笑着接过礼物:“你这是干啥呀,云峰,快坐。”
付长贵瞟一眼礼物,坐着动都没动,时不时乜斜一下父亲,显然有些醋意,拉着官腔说:“这不,还在讨论你入队的事!需要征求社员们的意见。”付长贵是大队里的红人,四十多岁,长长的一副驴脸,数不清的麻子坑。瘦高个子,弯弓身材。天花没要他的命,落下了满脸麻子,人送绰号付麻子。我不喜欢再看他,躲在了父亲的身后。
其实,付麻子离我家不远,我家在大路西侧,他家就在大路东边,超不过500米。父亲知道他,但和他不熟悉。父亲给他一支烟,解释道:“迁入咱们八队,去年的时候,老周在公社都办好了手续。当时,胡队长也没意见。”
付麻子点着烟,阴阳怪气地说:“周俊山,自己的屁股还没搽干净……”胡常年干咳几声,打断了付麻子的话。付麻子也觉得失言,话题一转,继续说“关键在于,你从河南来,一没有迁出证明,二又没有介绍信。我和常年都同意给你办,但是,没法向党员和群众代表交代啊。”
话里话外,父亲知道,他们仇视周俊山。凡是周俊山经手的事,不会给你开绿灯,因此,只能说好话:“外乡到这儿,人地两生,办齐一套手续也不容易,希望咱队里多多照顾!”
胡队长堆起笑脸,慢条斯理地说:“该照顾的,咱们一定照顾。现在,从上到下,主要工作是阶级斗争,不按政策办事就会犯错误。希望老弟理解。”
“我是复员军人,坚决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显然,父亲有些激动。
胡常年是个接礼就有情的人,话锋一转:“对于你的事情,咱们生产队都很重视。我们再研究研究,尽量想办法解决。你先回去等信。”
付麻子悠然地望着墙壁上的相框,不再说话。父亲看了看付麻子,又看了看胡队长,领着我走出胡家大门。胡队长送到大门外,假装向屋里瞄了两眼,对父亲说:“老弟,我同意给你办,再说,又是周副书记曾经交待过的事,我能不在心?就是害怕党员和代表们有意见。你别着急,我再摸摸底,有信通知你。”
父亲很愤怒,也很无奈。
转眼,进入六月,天气逐渐暖和。中苏战争虽然暂时停了下来,但气氛却是越发紧张,扬言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街道两侧贴满了标语:“备战、备荒、为人民”,以及“一定要解放台湾”。外蒙是苏联的一条狗,与此同时,中国与外蒙的关系也愈加疏远。事关国家安全,百万大军进驻黑龙江。
我家大门外,一条从南向北的大路,是玻璃山唯一的主道。大路离我们家不过90米,中间是一块空地,一眼就能望到大路上。几天以来,大炮、军车、步兵,浩浩荡荡,向北行驶,犹如一条绿色长龙。东北人说那是部队“拉练”。
我从小爱看战争片,电影里的解放军,端庄威武,是人民的保护神。这天,大部队整整从此过了一天。傍晚时分,一辆卡车开到我们家大门口,停了下来。推开车门,跳下来一位身材魁梧的军人,腰间挎一把盒子枪。我猜想,肯定是一位首长。
那位首长站在车旁看了看我,径直来到我身旁,面带笑容问道:“小鬼,干嘛呢?”我有些怯生,傻傻地望着他,没有讲话。首长拉住我的手问道:“小鬼,叫啥?告诉我。”
“我叫燕伟。”
“你家大人呢?”
“我爹工区上班了,我妈在家。”说完,他拉着我,走进院子。
母亲听见陌生人说话,从屋里走了出来。首长赶忙打招呼:“老乡,你好。”
“你好,你好。”母亲应道。
那位首长站直了身板,干脆地说:“大嫂,我是部队的,能不能麻烦您,在您家借住一宿?”没等母亲开口,那位首长接着说“晚饭由我们负责。给老乡添麻烦了。”
母亲有文化,也是一个开明的女人,笑着说:“好哦,好,进屋坐。”
托这位首长的福,我们一家跟着吃了一顿大米饭。可把我高兴坏了,香喷喷的大米饭太好吃了。那位首长英俊潇洒,对人又和蔼可亲。吃饭时,他拔出手枪,顺便放在了桌子上,只管和父亲说话。我望望首长,伸手去摸那支令人神往的枪。
那位首长很机灵,转过脸笑了起来:“小伟,你还没长大呢。”赶紧拿起枪,拧开枪盖让我看。我瞪着眼,只见枪里面只有一条红布带,别的什么也没有。那怎么能打出子弹呢?我疑惑不解。
父亲也是上过战场的军人。两人从抗美援朝,聊到中印战争,又聊到珍宝岛,很是投机。首长介绍说,自己是江苏人,姓方,是某团政委。由于自己任务特殊,要停留一晚。关于父亲曾经渡过鸭绿江,进入朝北惠山,参加抗美援朝战斗,方政委深表敬意。听说我们一家在玻璃山的遭遇,愤愤不平,当即表示:“云峰同志,你别着急,明天上午我去公社,了解一下情况。很快就会给你个准信。”
方政委和父亲一直聊到深夜。
第三天上午,公社委派张干事带队,与公社监察员和大队书记,一行三人,到我家了解户口详细情况,并表示慰问。张干事握着父亲的手,说:“对于生产队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我在此表示道歉!”。亲自将《户口簿》送到父亲手里。自此,压在父母心头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公社监察员特邀父亲为八队群众代表,参加当前形势辩论会。
后来才知道,方政委从我家走后,亲自到公社面见公社书记,说明父亲的原由,询问不给落户的具体原因。公社书记听后,非常重视,当即指派张干事带头调查此事,并要求给出解决方案。方政委这才放了心。由于任务紧迫,方政委来不及和父亲打招呼,就随部队出发了。
户口手续早已办妥,八队至今拖着不收,面对这种山头作风,公社书记和主任都很生气,要求张干事和公社监察员通力合作,一查到底。有关胡常年,拉票参选,予以撤销队长一职;有关付长贵,身为生产队会计,将生产队粮食占为己有,属于贪污行为,撤销会计职务。同时,组织开展群众辩论大会,作为典型批判。
7月上旬,在玻璃山学校南侧的大礼堂里,革委会组织批斗大会。7号,大礼堂人山人海,四面插满了红旗,口号声此起彼伏。付长贵被五花大绑,头上戴一顶纸糊的白色帽子,足有一尺多长,黑墨水写了“打倒贪污犯”五个大字。参会群众,人手拿一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我跟父亲坐在前排,台上面左右两个民兵架着付长贵,高喊:“打到贪污,打倒腐败!”付麻子低头认罪,弯着腰,像一只干瘪了的蚂虾,看不清他那张驴脸,只能看见那纸糊的帽尖。
台上喊一句,台下群众高举毛主席语录,齐声应道:“打倒付长贵,打倒贪污犯!”
那场景真的壮观,似乎每个人的血都在沸腾。
一直多年,父母提起方政委,心里总是热乎乎的。他是我们一家的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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