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大年初一，这是父亲来东北的第一个春节。爷爷特别高兴，身边三个儿子有两个都在一块过年，老早就把父亲和叔叔叫起来，拿出来一挂鞭炮，祝贺团圆。叔叔喜欢鞭炮，兴致勃勃，叫婶子带着大哥站的远远的，自己脱下大衣，扔在一旁，举一根棍子挂上鞭炮，“噼里啪啦”一阵子，青烟滚滚，满院子有说有笑，意犹未尽。婶子怕叔叔冻着，拿过来大衣递给叔叔。穿上大衣，衣襟竟然有个大窟窿，隐隐约约还冒着烟。谁都没注意，一枚炮仗飞了七八米远，竟然落在了叔叔的大衣上。这件大衣具有特别的纪念意义。叔叔和婶子定婚时，婶子特意买给叔叔的。情理之内，婶子都很心疼，板着脸埋怨起来：“你看，你看，这还没穿几年，就整这么大个洞。”叔叔赶忙在地上抓把雪，摁在烧糊的棉花上，连声说：“没事没事，补补就行了。”俩人你一句我一句，闹得很不愉快。
不知道又因为什么，初三晚上十点多，俩人再一次争吵起来，互不相让，越吵越凶，叔叔拽着婶子的头发不松手，父亲抱着叔叔的腰。母亲一看这阵势，干脆挤进俩人中间，把他们分开。婶子生性强势，平时不爱多说话，自己吃了亏，哪能就此罢了，操起桌子上的玻璃杯，蛮劲朝叔叔砸去。叔叔没来得及躲闪，正好砸到右眼角，顿时鲜血直流。父亲慌了，忙用手套捂住伤口，领着叔叔奔向卫生所。
奶奶听到北屋里的争吵声，急冲冲地从西屋跑来。此时叔叔恰好走出屋门，满脸是血，奶奶一看，又是心疼又生气：“咦，这是怎么了？赶快去诊所。”不知婶子是心疼叔叔，还是内心有压抑，奶奶一骂，火气更是不打一处来，头发乱蓬蓬的，脸色发青，大声哭诉起来：“我哪点对不起你们啦?起早贪黑为你们几口子做饭，谁心疼我了？”
奶奶一肚子气，面对又哭又闹的婶子也只好平声平气地劝：“哎，别一生气能这样说？！你看看，我天天在站上忙。燕伟（我的小名）他妈，也没有闲着，你知道她病了二十多天，强撑着给大印洗衣服，帮你做棉服。家和万事兴，这大年初三，你俩又是打又是吵，一点都不避讳。”
“你们都忙，我天天闲着哩，啥不没做！”哐一声，婶子带上了里屋门。
爷爷一言不发，站在外屋抽烟。
“总住在一起，不行！”爷爷决定分家。初七那天，叔叔婶子分了出去，单独生活。
母亲非常固执，脾气也不好。千里迢迢到东北，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委曲求全，平时只管埋头忙家务，凡事不添言去语，只能怨恨自己心强命不强。出现这场面，母亲实在按耐不住，突然站起来表态：“我们一家来到这，拖累长申，拖累了弟妹，也让爹妈跟着操心。俺是明白人，你们也不容易。年前燕伟他爹定下了茂哥的房子。过了初十，我们就搬到过去。”能感觉到，母亲非常激动，但语气却很是平和。
“跟着我，我吃啥你们就吃啥。搬出去我不放心。”爷爷也很无奈。
租房子搬出去，奶奶更是不放心，哭了一场又一场。父母不忍心看着奶奶伤心，没有急着找房，一直过了元宵节，才经叔叔介绍，定下了村东赵老茂家的一间房。1967年正月十九，我们一家搬进了赵老茂家。搬去那天，爷爷和奶奶送去一口黑锅，还有二十斤苞米面，十几斤高粱米。
东北的春天，姗姗来迟。三月底，才慢慢暖和起来，铁路西荒地上青乎乎一片，冒出来很多野菜。尤其是青母菜（又叫苣买菜、曲麻菜）和婆婆丁（蒲公英），东北人非常喜欢，拿它沾酱吃，又苦又香又嫩，别有一番风味！父亲没有工作，我们家又没有入队，想吃上一顿饱饭，那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为了充饥，母亲每天都要抱着我去地里挖野菜。野菜不光是当菜吃，又可以掺点苞米面做大饼子，熬粥。
河南到吉林，饮食习惯完全不相同，做法更是不一样。房主老茂妻心底良善，家里家外是一把能手，她教母亲怎样焐大酱，怎样烙煎饼，怎样贴饽饽。母亲也利索，很快就接受了东北各式各样的风俗习惯。
深秋时节，老茂妻的身体越来越差，咳嗽起来憋得满脸通红，咳痰偶尔带着血丝。女儿端玲从服先赶回来，领着妈妈到卫生院一查，肺结核已经比较严重。肺结核是不治之症，治疗这种病的链霉素和青霉素异常短缺，一家人哭成了一团。端玲孝顺，决定一家三口从服先搬到玻璃山，住娘家侍候妈妈。父母知道后，心里非常着急，住房便成了当务之急。
父亲在火车站货场将近一年。由于父亲为人实在，工友们都很喜欢。车站机电队赵义洲，五十三岁，短粗的身躯，办事爽快，他和父亲无话不谈，知道我们的住房问题后，主动要求我们搬到他家。老赵的两个孩子都在长春机床厂工作，家里有三间房，能腾出来一间。父亲显然很高兴，于68年八月，我们一家搬到了老赵家。
从老茂家向南走五分钟，就是老赵家。老赵家的前面是一个大坑，东西长约二百米，足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坑的西南面是火车站，东面是大路，视线宽阔，感觉相当好。虽然房价比老茂家贵些，但房子好，位置好，父母都很满意。
第二年春天，青黄不接，粮食异常短缺，手里攥着钱也买不来那金黄的苞米叉子。母亲长期吃不饱，面瘦如柴，腹部明显浮肿，几乎没了奶水。我被饿得天天哭，母亲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心如刀割，埋怨父亲没有本事：“来东北三年了，还入不上生产队，吃上顿没下顿，孩子脱成到咱家也跟着受罪！”说着，又是大哭一场。父亲一筹莫展，满腹苦水化作熊熊烈火，在内心燃烧。老赵妻看着可怜，给父亲出主意：“现在是春播季节，生产队都忙着播种。晚上放工，播种机就停在地里，有些兜里还剩有苞米籽。晚上你去收拾回来，熬点粥让孩子吃！”
“那可是偷呀。”父亲有些胆小。
“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母子饿死吧？！”老赵妻生硬地说。
“晚上没人看管？”父亲自言自语，眼前似乎出现一道亮光。
“那地老大的，谁看呀！？”
老赵妻像个不成熟的男孩子，忽冷忽热。高兴时，心甘情愿为你上刀山；不称心，满脸的刻薄和傲气，总的来说，这女人是个能办事的人。母亲迫于现实生活的压力，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凡事都要让着她，两人也算合得来。农历三月的晚上，东北的天气依然冰凉透骨，父母为了弄些吃的，也顾不上什么脸面了。天黑之后，母亲坐在我的身边又唱起她那温馨的《摇篮曲》，一直等到我熟睡后，求老赵妻照顾我，父母二人就拿着口袋慌张张地消失在夜色中。
在那黑茫茫无边无际的田野里，万籁俱寂，凉风习习，唯独天上那几颗闪闪的星星，疲惫地眨着眼睛。父母二人忙乎到后半夜，背回来半布袋苞米。捧出来一捧，苞米似乎能发出来金光，这是救命的粮食呀！
一年前，玻璃山已经通上了电，公社还安了一台电磨。母亲在磨房把苞米打碎，萝下一瓢细面，给我贴大饼子吃。父母吃的却是连皮带面，根本就没有过萝。
度日如年，在父母的呵护下，我五岁了。那天，我蹲在苞米芯子上大便，老赵妻看见后，一时怒火，和母亲争吵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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