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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中飘摇的大树(六)

纪实小说 昌达空间 861℃ 0评论

    1967年大年初一,这是父亲来东北的第一个春节。爷爷特别高兴,身边三个儿子有两个都在一块过年,老早就把父亲和叔叔叫起来,拿出来一挂鞭炮,祝贺团圆。叔叔喜欢鞭炮,兴致勃勃,叫婶子带着大哥站的远远的,自己脱下大衣,扔在一旁,举一根棍子挂上鞭炮,“噼里啪啦”一阵子,青烟滚滚,满院子有说有笑,意犹未尽。婶子怕叔叔冻着,拿过来大衣递给叔叔。穿上大衣,衣襟竟然有个大窟窿,隐隐约约还冒着烟。谁都没注意,一枚炮仗飞了七八米远,竟然落在了叔叔的大衣上。这件大衣具有特别的纪念意义。叔叔和婶子定婚时,婶子特意买给叔叔的。情理之内,婶子都很心疼,板着脸埋怨起来:“你看,你看,这还没穿几年,就整这么大个洞。”叔叔赶忙在地上抓把雪,摁在烧糊的棉花上,连声说:“没事没事,补补就行了。”俩人你一句我一句,闹得很不愉快。

  不知道又因为什么,初三晚上十点多,俩人再一次争吵起来,互不相让,越吵越凶,叔叔拽着婶子的头发不松手,父亲抱着叔叔的腰。母亲一看这阵势,干脆挤进俩人中间,把他们分开。婶子生性强势,平时不爱多说话,自己吃了亏,哪能就此罢了,操起桌子上的玻璃杯,蛮劲朝叔叔砸去。叔叔没来得及躲闪,正好砸到右眼角,顿时鲜血直流。父亲慌了,忙用手套捂住伤口,领着叔叔奔向卫生所。

  奶奶听到北屋里的争吵声,急冲冲地从西屋跑来。此时叔叔恰好走出屋门,满脸是血,奶奶一看,又是心疼又生气:“咦,这是怎么了?赶快去诊所。”不知婶子是心疼叔叔,还是内心有压抑,奶奶一骂,火气更是不打一处来,头发乱蓬蓬的,脸色发青,大声哭诉起来:“我哪点对不起你们啦?起早贪黑为你们几口子做饭,谁心疼我了?”

  奶奶一肚子气,面对又哭又闹的婶子也只好平声平气地劝:“哎,别一生气能这样说?!你看看,我天天在站上忙。燕伟(我的小名)他妈,也没有闲着,你知道她病了二十多天,强撑着给大印洗衣服,帮你做棉服。家和万事兴,这大年初三,你俩又是打又是吵,一点都不避讳。”

  “你们都忙,我天天闲着哩,啥不没做!”哐一声,婶子带上了里屋门。

  爷爷一言不发,站在外屋抽烟。

  “总住在一起,不行!”爷爷决定分家。初七那天,叔叔婶子分了出去,单独生活。

  母亲非常固执,脾气也不好。千里迢迢到东北,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委曲求全,平时只管埋头忙家务,凡事不添言去语,只能怨恨自己心强命不强。出现这场面,母亲实在按耐不住,突然站起来表态:“我们一家来到这,拖累长申,拖累了弟妹,也让爹妈跟着操心。俺是明白人,你们也不容易。年前燕伟他爹定下了茂哥的房子。过了初十,我们就搬到过去。”能感觉到,母亲非常激动,但语气却很是平和。

  “跟着我,我吃啥你们就吃啥。搬出去我不放心。”爷爷也很无奈。

  租房子搬出去,奶奶更是不放心,哭了一场又一场。父母不忍心看着奶奶伤心,没有急着找房,一直过了元宵节,才经叔叔介绍,定下了村东赵老茂家的一间房。1967年正月十九,我们一家搬进了赵老茂家。搬去那天,爷爷和奶奶送去一口黑锅,还有二十斤苞米面,十几斤高粱米。

  东北的春天,姗姗来迟。三月底,才慢慢暖和起来,铁路西荒地上青乎乎一片,冒出来很多野菜。尤其是青母菜(又叫苣买菜、曲麻菜)和婆婆丁(蒲公英),东北人非常喜欢,拿它沾酱吃,又苦又香又嫩,别有一番风味!父亲没有工作,我们家又没有入队,想吃上一顿饱饭,那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为了充饥,母亲每天都要抱着我去地里挖野菜。野菜不光是当菜吃,又可以掺点苞米面做大饼子,熬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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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到吉林,饮食习惯完全不相同,做法更是不一样。房主老茂妻心底良善,家里家外是一把能手,她教母亲怎样焐大酱,怎样烙煎饼,怎样贴饽饽。母亲也利索,很快就接受了东北各式各样的风俗习惯。

  深秋时节,老茂妻的身体越来越差,咳嗽起来憋得满脸通红,咳痰偶尔带着血丝。女儿端玲从服先赶回来,领着妈妈到卫生院一查,肺结核已经比较严重。肺结核是不治之症,治疗这种病的链霉素和青霉素异常短缺,一家人哭成了一团。端玲孝顺,决定一家三口从服先搬到玻璃山,住娘家侍候妈妈。父母知道后,心里非常着急,住房便成了当务之急。

  父亲在火车站货场将近一年。由于父亲为人实在,工友们都很喜欢。车站机电队赵义洲,五十三岁,短粗的身躯,办事爽快,他和父亲无话不谈,知道我们的住房问题后,主动要求我们搬到他家。老赵的两个孩子都在长春机床厂工作,家里有三间房,能腾出来一间。父亲显然很高兴,于68年八月,我们一家搬到了老赵家。

  从老茂家向南走五分钟,就是老赵家。老赵家的前面是一个大坑,东西长约二百米,足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坑的西南面是火车站,东面是大路,视线宽阔,感觉相当好。虽然房价比老茂家贵些,但房子好,位置好,父母都很满意。

  第二年春天,青黄不接,粮食异常短缺,手里攥着钱也买不来那金黄的苞米叉子。母亲长期吃不饱,面瘦如柴,腹部明显浮肿,几乎没了奶水。我被饿得天天哭,母亲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心如刀割,埋怨父亲没有本事:“来东北三年了,还入不上生产队,吃上顿没下顿,孩子脱成到咱家也跟着受罪!”说着,又是大哭一场。父亲一筹莫展,满腹苦水化作熊熊烈火,在内心燃烧。老赵妻看着可怜,给父亲出主意:“现在是春播季节,生产队都忙着播种。晚上放工,播种机就停在地里,有些兜里还剩有苞米籽。晚上你去收拾回来,熬点粥让孩子吃!”

  “那可是偷呀。”父亲有些胆小。

  “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母子饿死吧?!”老赵妻生硬地说。

  “晚上没人看管?”父亲自言自语,眼前似乎出现一道亮光。

  “那地老大的,谁看呀!?”

  老赵妻像个不成熟的男孩子,忽冷忽热。高兴时,心甘情愿为你上刀山;不称心,满脸的刻薄和傲气,总的来说,这女人是个能办事的人。母亲迫于现实生活的压力,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凡事都要让着她,两人也算合得来。农历三月的晚上,东北的天气依然冰凉透骨,父母为了弄些吃的,也顾不上什么脸面了。天黑之后,母亲坐在我的身边又唱起她那温馨的《摇篮曲》,一直等到我熟睡后,求老赵妻照顾我,父母二人就拿着口袋慌张张地消失在夜色中。

  在那黑茫茫无边无际的田野里,万籁俱寂,凉风习习,唯独天上那几颗闪闪的星星,疲惫地眨着眼睛。父母二人忙乎到后半夜,背回来半布袋苞米。捧出来一捧,苞米似乎能发出来金光,这是救命的粮食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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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前,玻璃山已经通上了电,公社还安了一台电磨。母亲在磨房把苞米打碎,萝下一瓢细面,给我贴大饼子吃。父母吃的却是连皮带面,根本就没有过萝。

  度日如年,在父母的呵护下,我五岁了。那天,我蹲在苞米芯子上大便,老赵妻看见后,一时怒火,和母亲争吵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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